“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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