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场任务，实质上李科长并未向我们提多少。神秘兮兮的宣誓，意义不明的任务，都是令人生疑的点。李科长当时说，我们的任务不过两样，一是保证邓鸿超的安全，二是寻找老前辈的下落。
而邓鸿超那里，则有我们不知道的任务。他只是含糊的向我们说明过，要来取什么东西走。至于说这次任务有多重要，我不清楚，只知道它肯定有那么点儿重要，否则不会专程把我们挑出来，坐飞机，住招待所。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我以上的推断不幸言中，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绝对不会是仅仅要阻拦任务那么简单。他要背后捅刀，不会等到现在，瞧瞧，路都走到了这儿，等到现在来灭掉了口，还得费心苦力的寻找出路，原路返回。不可能，他能毫无破绽的在队伍里潜伏那么久，就说明他脑袋不笨，甚至比我们聪明不少。他没理由这样做。
之所以要等到现在下手，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通过队伍之力，寻找到任务地点，现在任务地点如愿找到了，灭口的原因也许是——他想独揽下所有功绩。
这个半生不熟的结论，犹如一个重锤，实实的敲在我的脑门上。这样的话，心肠未免有些太黑了吧!王军英是这样的人吗?我看不像，但见过那翻画面后，谁也不敢保证。说起来，自从黄班长牺牲后，自从摸到苏联人的蛛丝马迹后，王军英这个人，就开始有些怪了。
我丢掉烟头，又细细回想起来。的确是，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他到了这里之后，比以前更闷，脸色比以前更冷，时时刻刻都像惦记着什么心事。我结合起之前的猜想，又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来。
会不会是这人看到黄班长牺牲后，贪心一起，想借这次任务领功，升官发财?还别说，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大家也就处于一个临时编制里，真要丢开一切，在利益层面讲感情，恐怕也没多少可以讲。
王军英这个人，闷里闷气，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种发闷的人，只要不是脑袋瓜子笨，就必定是脑袋里想法多。文革里，关于人性的丑恶，我见得多了，他这种闷生，很多时候是最危险的。
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军功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灭掉其他人的口，就可以积攒起来的。那个人就算不灭口，跟咱们一道顺利回国，也可以敲锣打鼓顺利领奖啊。
一路想下来，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画面，不自觉的就换上了王军英掏枪的清晰动作。不对，二分之一的概率，我不能这么先入为主，应该全方位的考虑。一轮推理下来，这个刚还清醒的脑袋，也开始力不从心，昏昏沉沉了。
恰在这时，一旁沉默的王军英，忽然找我聊了起来。但是，以他的性格，是不会找人聊闲天的，他只是客观的向我陈述了一下，在我昏迷这段时间，他们所做过的事情。
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又回到了脑袋里——我很烦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假意活动身体，时刻盯防他的举动。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往我心口，用力的开上一枪呢?
王军英说，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邓鸿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邓鸿超很确定，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咱们完成任务后，该怎么回去。
按任务的原安排，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开上层的水泥，然后再吊降下来。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用了“一次性”的侥幸方式，意外的到达了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一次性”，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所以，问题很严峻，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严峻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所以，性命攸关面前，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在探路结束后，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王军英的意思是，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结合具体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务缩减，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并且，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他认为，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东西找到了，再待我苏醒，寻找出路。
但邓鸿超，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他觉得，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应该将人员分散。一个是队伍的领导，一个是队伍的核心，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我的咳嗽声，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邓鸿超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眼静听。王军英说完之后，他应了一声。
“所以，现在等你精神了，咱们再出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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