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完，乐呵着的几张嘴不约而同的就闭了个紧。因为这种家事，用来开玩笑就不太礼貌了。我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继续啃压缩干粮。
“对，严打。”邓鸿超点头接话，“这个我知道，动静还弄得很大，一到晚上经常就见着街上全是白衣服的警察，据说连部队都出动了。”
旗娃吞了一口红烧肉，点点头。他见我们都沉默着，便问：“这种除暴安良的好事情，你们咋不高兴高兴?”
“吃你的饭!”王军英一个巴掌拍他后脑上，“你出去了要是敢做这些事，敢当车匪路霸，我第一个废了你!”
旗娃赶紧向他的排长做了保证。
之后，便没有再开口说话。
吞咽声不停，五人低头吃饭，小小的火堆，闪耀火光，偶尔噼啪一声响。洞外边的雨势，丝毫不减，并且还时不时炸出几个响雷。幸好有这山洞做庇护，不然今晚得有多狼狈。
吃完饭，抽烟的抽烟，揉脚的揉脚，也没人开口另寻话题。
王军英提议把吃空的罐头收起来，按照昨晚那样，削几个尖，堆到洞口。我之前提过，越南人习惯夜晚光着脚丫搞偷袭，这些罐头绝对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几刀削出了尖，王军英就抱着一堆罐头，说是去跟黄班长换岗。我们便口头约定好了今晚的轮岗顺序，我作第四岗。
果不其然，一会儿黄班长就从洞口那条道里走了出来。他丢下枪，蹲坐到了我旁边。
“你们等会儿去守岗的时候，可千万别出洞啊，洞口到这里不是有条小道吗，你们就在那道里就行了，蹲着坐着都行，重要的是有人守着。”黄班长没急着启罐头吃饭，而是向我们传达了守岗地点。
“小邓，你就不用去了，今天走那么多路，明天的路可能更难走，你就好好休息一下。”黄班长喝了一口水，看向邓鸿超。
在擦拭相机的邓鸿超，闻声抬头。他看看我们，又盯向黄班长，忸怩着脸说道：“但是，我们都排好顺序了啊……”
黄班长摆摆手，说：“你别管这些，让你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我想好了，以后的守夜轮岗，你也都不去了，免得出什么问题。”
刘思革附和一句道：“是嘛!大学生，你可是脊梁骨，是咱几个的中心，你要是熄火了，咱们就得打道回府挨批评!”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最难的那段时间都过去了，现在只是在重复而已。”邓鸿超扫视着我们，眼神里装满了感激，“不过既然你们坚持这样的话，我也不跟大伙儿们半推半就了。”
“嗯。”黄班长点头。然后他也拉过自己的包，开始掏晚饭。
“哎，这年头大学生就是宝啊，有人护，有人送，也有人疼!”枕着背包躺下的旗娃，玩笑般的酸了一句。
这话让邓鸿超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只见他摆弄相机的手僵住，就差涨红了脸。
我知道旗娃这小子不是有意来酸人，只是这小子太嫩，情绪爱浮于表，不太会说话。刚才他酸刘思革的时候，我就想训他几句了。
为了缓解邓鸿超的窘迫，我只好回了一句，以此转移话题：“谁不服，谁也去考一个。要我说啊，这年头的大学生，还算不得宝，以前各朝各代，考取了功名，中了举人，那都是要做官的!”
旗娃哈哈一笑，然后坐起身来，问我说：“建国哥，你这一说我倒还想起了，那个，你以前不是插过队吗，按理说知青都算知识分子啊，那你咋还窝在部队里头，不出去碰碰运气?我看呐，你肯定也能考上嘞!”
“是啊，为什么不去考?”邓鸿超放下相机，也转头问我。
这倒是问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组织了一会儿语言，以玩笑的语气回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以前啊，毛主席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革命青年要四海为家，要到农村百炼成钢，所以我二话不说就跟着响应，跟着号召，上山下乡，没半点拖拉——那是国家需要我。而前几年，南疆有战，我知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又到了，二话不说又参了军，入了伍。”
“这叫啥，这叫社会主义螺丝钉精神!”我挥了挥手。
喝了一口水，我接着大侃而侃：“你问我怎么还待在军营，当然是义务还没尽到啊!祖国的南疆还没稳定，北边的苏修也还虎视眈眈，要是大家都想着过安逸生活，那今天谁还来这里打仗流血，为国捐躯?”
当然，这一番说辞，并不全是我的真实想法。那个年代，在时代的大浪潮之下，个人所能作的努力、所能作的改变，好比卵与石斗，很难标新立异。我不过是顺着历史的潮流，做了和很多人同样的事情罢了。
因为中越开战之前，我就已经在军队里了。
说到插队下乡，当年的我，其实是并不想去农村的。只是学校停了课，我又半大不小，没个正经身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没能力留住我，我不跟着国家号召去学工学农，又能做什么呢?
知青岁月，其实远没有现在说的那么美好，那么“浪漫”。现在的那些老知青，不过是在有选择的回忆，而回忆，往往是带着美好的修饰。将那个年纪的我调到穷乡僻壤去挣工分，去和山水稻田打交道，谁会觉得美好?那是相当漫长且无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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