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传奇文学立刻以行动回应了这股沃波尔之风，并迅速成为了怪奇与恐怖的代名词。而在英国，备受瞩目的巴鲍德夫人则位居沃波尔仿写者之首，以1773年——当时她还名叫艾金女士——的残篇《贝特兰德勋爵》中熟稔的手笔传达了名副其实的恐惧：一位名叫贝特兰德的贵族独身在一片漆黑的沼泽之中，赶路时被远处的灯光与钟声吸引，走入了一座塔楼耸立的诡异古堡内——一扇扇房门会自动开合，苍白幽蓝的鬼火将他带上了一个个神秘的阶梯，引向死亡之手与黑暗的活雕像。最终他发现了一口棺材，棺中躺着的便是古堡的女主人，虽然死去多时，却在贝特兰德的亲吻下复活，周围的断壁残垣也随之变幻为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室。之后，女主人为了答谢自己的救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沃波尔读后对此文评价颇高，但他却未能留意另一篇更为杰出的仿写——这便是克拉拉·里夫的《老英国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出版于1777年。虽然其文笔较之沃波尔的原作更加高明，并且因其中只存在一位恐怖的人物而使得作品对恐怖气氛的表现更为精湛，但这篇故事还是缺乏巴鲍德夫人笔下对不可知的黑暗与神秘的暗示，与真正的杰作相去甚远——这里我们再次遭遇了作为城堡继承人的英勇主人公，伪装成农夫，在父亲的鬼魂的导引下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遗产。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也如其前辈一般，享受了许多版翻印以及戏剧改编，并最终被译为法语。里夫女士之后还完成了另一部怪奇小说，可惜未能出版便遗失了。
由此哥特小说终于进入了主流文学界，各种作品在18世纪末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幽屋》(The Recess)由索菲亚·李女士于1785年写成，其创新在于加入了历史元素——剧情围绕着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双胞胎女儿展开。虽然其中缺少哥特作品一贯拥有的超自然元素，文中对沃波尔式的场景和手法的运用却游刃有余。不过仅在五年后，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便使当下一切哥特作品均显苍白——她便是安·拉德克利夫女士。虽然她向来喜欢在文章末尾以生硬的解释刻意摧毁自己所营造的一切，令人扼腕，其闻名遐迩的作品仍然提高了恐怖作品中对气氛营造的水准，更是一度使恐怖悬疑成为了一股时尚。拉德克利夫女士的确对大众熟知的传统哥特式元素增添了另一股无可比拟的诡异，场景与事件的描写的确可谓神来之笔：每一笔对场景与动作的描写均增强了她文中那无可抵御的恐惧气氛。城堡石阶上的斑斑血迹、地下深处某个地穴中传出的阵阵呻吟，或飘荡于漆黑的夜之丛林中的诡异歌声，在她的笔下时刻潜伏着恐惧，尽数成为了极具感染力的景观，远胜于其他同时代作者笔下那些浮夸冗杂的描写。即使抛去文中其他部分，将这些景观拿来独立欣赏时，它们并不会因为文章结尾处的解释而黯然失色。由此可见，拉德克利夫女士的视觉想象力十分强大，不仅在于她对怪奇的刻画，更是从她对风景的描绘——一向以大手笔描写，从不拘泥于细节，使得其笔下的场景如风景画一般迷人——中也略见一斑。不过她最大的弱点，除去文中玩世不恭的轻浮态度，便是反复出现的各种地理与历史错误，以及为了突出对人物的刻画而不厌其烦地在文中穿插乏味小诗的致命伤。
拉德克利夫女士共著有六部小说：《阿斯林与敦贝恩的城堡》(The Castles of Athlin and Dunbayne，1789)，《西西里式浪漫》(A Sicilian Romance，1790)，《林中的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乌朵菲奥之谜》(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意大利人》(The Italian，1797)于1802年成稿，在其死后于1826年方才出版的《加斯顿·德布朗德维尔》(Gaston de Blondeville)。这些作品中《乌朵菲奥之谜》可能是最为出名的一部，并能称得上是早期哥特文学的典范，故事讲述了年轻的法国姑娘艾米莉的遭遇。她在双亲亡故后因姨妈的婚事而移居到一座古老宏伟的城堡内，她的姨父正是这座城堡的主人——诡计多端的贵族蒙托尼。神秘怪异的声响、自动开合的房门，与隐藏在黑色帷幕后的壁龛中那无可名状的恐怖，接连降临在主人公与她忠实的仆人安妮特身上。艾米莉最终于姨妈死后在城堡中囚徒的帮助下出逃，而在回家的路途中，她又在暂住的庄园里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恐怖——已故女主人那覆着漆黑裹棺布的死亡之床，与作为其停尸之所、废弃已久的庄园宅室——不过最终在情人瓦兰科特的帮助下，澄清了一件与她出身相关的身世之谜，并因此重新获得了幸福与安宁。显而易见，这篇故事中的内容不过是对传统元素的一种新的演绎，却因作者精湛的手法使其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虽然拉德克利夫女士笔下的人物仍趋于脸谱化，她对人物的运用还是优于前人数倍，营造气氛的功力在当时也实属绝无仅有。
正因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着数不胜数的效仿者。在文风与精髓上最为相似的非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布朗莫属——与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欢用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来摧残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气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营造气氛的手法高超娴熟，只要不予解释，他笔下的恐惧会栩栩如生地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与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传统哥特文学中的种种背景套路，转而以当代美国作为故事背景。这一决策并没有影响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对哥特精神的贯彻——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而在对凌乱不安的心智的描写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胜一筹。《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以一位掘坟的梦游者开篇，可惜后文的气氛却被戈德温式的教条主义削弱;《奥尔蒙德》(Ormond)牵扯到一位邪恶的秘密兄弟会的成员，并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相同，布朗依照其亲身经历详尽地描述了肆虐费城与纽约的黄热病瘟疫。不过他最为出名的作品则是《威兰或变形记》(Wieland;or The Transformation，1798)：叙事人克拉拉讲述了其兄长——一位居住在费城的德国人如何被宗教狂热所控制，开始出现幻听，最终杀害妻儿以作献祭，自己侥幸逃生的故事。这篇文章对斯库尔基县人迹罕至的农场树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写尤为逼真，而克拉拉所经历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与她极具吸引力的生动口吻，和由此而逐渐积累的恐惧气氛，伴随着空荡大宅中幽幽回响的脚步声，在布朗充满艺术性的笔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尽管文末用“口技腹语”这一蹩脚的解释未免有些不尽如人意，文中还是一贯保持着令人可信的气氛，而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恶口技艺人卡尔文，则是与曼弗雷德或蒙托尼类似的传统哥特式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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