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没事儿吧?”老火也是花容失色， 毫不掩饰内心的担忧。
“完了，完了，你们把他逼疯了，嘎哈呀，你们他妈是警察还是黑社会呀，我操。”胖子真急了，须发喷张，那架势估计尹川山要再说两句不在行的话，胖子都敢拿手机干他。
还是玄真子道长沉着，老道长一面示意胖子不要冲动，一面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沿着我的背部延经络，按九转八卦的走向，轻轻摁了几下，我整个人就像卸下了沉重的铠甲，无比轻松，那些阴霾的不良情绪也烟消云散了。
“我刚才是怎么了，我感觉好像情绪都不受控制了。”我感激地看了一眼玄真子道长，心有余悸地问道。
“别怕，孩子，你刚进基地时，被一个跟着你的鬼魂抓了一下，中了尸毒，好在中毒不深，好了，现在没事了。”玄真子道长慈爱地看着我，语气柔和。
“这一切，太邪行了，你们能告诉我咋回事吗?”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尹川山和老火。
“你下去准备一下，很快还要有任务派给你。”尹川山面无表情地对老火说道。
老火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而后半面向右转，分别向玄真子道长、尹川山敬礼后离开了。
“恩师，我看有必要向他们交待一下注意事项啦。”尹川山征求玄真子道长的意见。
玄真子道长微微颔首：“好啊，你就看着办吧，对了，走之前让他们俩来见见我，我还有话问他们。”
说完这些话，玄真子道长也走了出去。
尹川山躬身谦卑地目送玄真子道长的背影被打开又关上的厚重的铜门挡住，才收回目光，转向我们：“现在，我要和你们好好谈谈了，这也标志着，你们从今天开始正式踏上17组的战车，要冲锋陷阵了。”
尹川山指指靠近东南侧墙角的一组沙发，让我们坐下。随后，他从翘案案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遥控器，冲着一面金属墙壁摁了一下，墙壁上随即出现一面大屏幕，屏幕上显示出一幅电子地图。
尹川山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屏幕，放大了某一块标志着山脉的点：“这里是大兴安岭山脉的阿尔山段，著名的温泉胜地。但是，在1939年，这里却不是在现在的歌舞升平，而是一片血雨腥风，著名的诺门罕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也正是以这一场战役为肇始，才为我们内蒙乃至全国，埋下了一个持续近70年的巨大安全隐患。”
说到这儿，尹川山走进我们，一双眼睛不怒自威的看着我们：“本来想让你们历练一段时间以后，再接触这一核心工作，可是，田总队长的意外失踪，却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对你们来讲，这一切也不知道是祸是福。”
随后，尹川山用他那职业性的低沉、平淡的语气，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至今一回想起来依然惊心动魄、寒毛倒竖的往事，也就是在了解了这一段以阴谋、死亡、邪恶为主色调的历史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了17组存在的全部意义。
时间回溯到1939年那个全世界都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灰色时代。
当时，一代狂人希特勒指挥纳粹德国的虎狼之师在欧洲东征西讨，连下波兰、捷克等邻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在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鼓舞下，一向志大才疏、眼大肚子小的日本也有些按捺不住了，在占领东北全境后，将那里变成了侵华反苏的基地，一方面觊觎着中国的华北等腹地，一方面又忌惮前苏联向抗战中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为此，日本关东军挟1937年6月乾岔子岛事件和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两次小胜苏军的声威，急于俄国人一点颜色，以便让他们知难而退，以确保日军能够放开手脚大肆发动侵华战争。
正是在这种夜郎自大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日军在1939年5月11日，借着外蒙军在距海拉尔以南约200千米的诺门坎地区与伪满军发生冲突的机会，于15日由驻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向外蒙军发动进攻，进而挑起了那场堪称日军“绞肉机”的诺门坎战役。
当然，这场耗时4个多月的战争最终以日军的惨败收场，并付出了伤亡近5万人的高昂代价。
事后，为了避免给国内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信徒和扩张主义势力泼冷水，日本军部刻意隐瞒了伤亡真相，将伤亡人数缩小至7000余人。可是，日本自古就有将阵亡者遗体或骨灰带回国内安葬的习俗，抛除那7000余人，剩下的这些不能运回国内的4万多具不能回国的日军遗体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令关东军头痛不已的问题。
屋漏偏锋连阴雨，就在这时。日军大本营在战役后期即撤换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军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陆军中将，一个月内又陆续免去了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陆军中将、作战部长桥本群陆军中将及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与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和所有作战参谋等将佐的职务。
这下子，如何让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日军遗体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就在此时，一直对诺门坎战役身怀愧疚的前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受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派遣“德国党卫军塞弗尔探险队”奔赴西藏寻找亚特兰蒂斯神族、打造“不死军团”的启发，决定将自己的侄子、 一个长期潜伏在中国的间谍矶谷尤夫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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