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峰把它抽了出来，随手翻了翻。
“余总，想不到你兴趣广泛啊，对中国的古文学也有研究?”
“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有太多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东西了，只可惜现在这个年代，唉，喜欢看这些的人，少啦。”
郁峰拿着那本《庄子.齐物论》，重新坐回沙发上，面对着余仁杰。
“那么这本书，不知道余总知道多少?”
“《庄子.齐物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杰出思想家，庄周的著名著作，历来都是相当难读难理解的，不过，我倒是对这本书，情有独钟。”
“哦?能否说来听听，我愿闻其详。”
“庄子的论著里面，讲究一个“我”和“吾”的关系。”
“在庄子看来，“我”有形，是为“形态的我”，这个“形态的我”处于与外物纠缠的状态之中，被外物裹携着、冲击着，踉跄于人生之途而没有片刻止息，终生劳碌却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不堪却不知归属何处。“形态的我”展示了“人”作为“物”的存在状态，这样的“我”，实在是被动而无奈的。后来王充片面地夸大了庄子的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义为“物”，例如《论衡.论死篇》说：“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温篇》说：“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自纪篇》说：“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于“物”，就把人的灵性和主动性彻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里的人是极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间如同蚤虱附生于人的身上。在《论衡》里，“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变动篇》)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象王充这样理解“人”，当然不符合庄子的意思。在庄子眼里，人是有“物”的一面，物性的人，是为“形态的我”，然而人的这种物性的存在状态，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庄子才要说“丧我”。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我”并且只是这样一个“形态的我”，那么，“人”就不可能从“物”中超脱出来。人作为“人”，却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很可悲的。所以庄子在描述了“形态的我”的被动和无奈之后，一再感叹“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态的，也是情态的。所谓“情态的我”，是指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的“我”。这样的“我”，必定处于种种情景状态之下。所以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没有片刻宁静，“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或傲慢，或阴险，或慎密，“其发若机栝”，窥视着是非，“其留如诅盟”，严守着秘密。总之是不断地在“喜怒哀乐，虑叹变，姚佚启态”的不同情态中流转。在庄子对“情态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只是在说“我”在各种不同的情状下的表现，在说一个情态的“我”，但是，在他言说的这样一个“我”的背后，却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他人”来，因为“我”的种种情态，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为对象的。因此可以说，“情态的我”提示着一个“他人”的参照，从而展示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面。我们说过，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形态的我”，人是不可能从“物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越出来的，同样，如果人生只展现为一个“情态的我”，人也不可能从社会性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从“角色”中超脱出来。《史记》在记载庄周事迹时说：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诋訾孔子之徒”。庄子不满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人的社会属性绝对化，使人固着于角色的序列之中。经过儒家整理规范后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么是君，要么是臣，要么是父，要么是子，总之要在这个角色的序列中担当某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角色关系中，一个人所担当的角色是会有所不同的，例如面对父，他的角色是子，面对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一个角色，而决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为“人”。儒家的“人”是凭借“角色”而呈现的，儒家的圣人，一定是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担当的所有角色之“当然”的人。这正是庄子所反对的。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丧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为也就是“伪”的色彩，只有擦掉“伪”的色彩，从“情态的我”中超脱出来，真正的我才能呈现。真正的我，庄子称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丧我”这个吾、我对举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郁峰只听的是云里雾里，天呐，这人做什么商人啊，不如直接去北大当中文系教授都够格了，也太厉害了，自己不过随手翻出来一本书，竟然就能讲出这么一大段深奥的东西。不过，郁峰之所以问他这本书，并不是想听他来上课的，只是因为这本书一次次的出现在郁峰的眼前，再加上上次王一泯又提醒过他，说为什么不是别的书，而就是这本书呢，里面一定有蹊跷。所以刚才看到这本书，郁峰才会抽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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