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知道这一切如何向峰说。可峰还在她的耳边喋喋不休：“倩，你放心，我支持你当作家。不过作家是要有人养活的，男作家靠国家养活，女作家靠男人养活。我能养活你……”
她忍无可忍，扔下一堆擦得油腻腻的餐巾纸，站起来走了。
不辞而别离开了峰，她心里并不好受。在来到自立中学以后的日子里，她总是在寻寻觅觅。她要寻找的，当然也包括她父母失踪的秘密。对这件事，钱教导倒是很热心。为了帮助童小倩了解当年的情况，他还把那本珍贵的“光明日记”借去认真读了。但后来就没了下文。她催了几次才把日记讨回来。
“童老师!”石春生的喊声把童老师从沉沉的思绪中拉回。她一抬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正是晚餐时间，本地的老师都回家了，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她让石春生坐，可石春生却坐立不安：“疑问是雷摩斯提出来的，我们也都觉得有道理，路校长献肾以后为什么会得尿毒症?既然这病与献肾有关，为什么不到做手术的医院去治疗?童老师，也许您知道吧?”
童老师低头沉吟片刻，然后拉开抽屉取出一只小玻璃瓶，瓶内装满了浑浊的红褐色的液体。
“你先看看这个———”童老师说。
石春生接过瓶子转来转去，看了一会，又打开盖子嗅了嗅，立刻明白了：“这不是诚信制药厂排出的废液吗?”
童老师点点头：“不过，这瓶废液是我在整理路校长的房间时发现的。”
“路校长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东西?”石春生惊讶得扬起了眉毛，“是路校长自己收集的呢，还是别人故意放在那里，让他中毒?”
“这很难说，”童老师轻轻叹息了一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为了跟诚信制药厂的污染作斗争，路校长得罪了方方面面的人。有一次，钱教导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路校长的处境恐怕有危险，让我从旁提醒一下……”
说到这儿，童老师停顿了一下———那天她匆匆忙忙走进路校长的办公室时，电脑旁边的电话铃响了，路校长拿起电话，里面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路云天，我真想你———”
她一听尴尬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而路校长从容地做了个手势让她坐下。这时电话里的女声口气一变：“当心你的小命!”
路校长伸手挂掉电话，对她笑了笑：“真抱歉，这种电话经常有，开始不知是谁打来的，也不能不接。”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想着电话里那阴森森的声音，她惊魂未定。
“不认识，”路校长还是笑微微的，“大概是真正的凶手雇来威胁我的吧。智商不低喔，故意弄个甜美的女声来说话，我能不听吗?上过好几回当了。”
从那时起，她开始担心路校长的安危，对于他的事情也更注意了，可以说时时为他捏着把汗。
现在她想了想，觉得石春生虽然是个学生，可比别的孩子年龄大一些，做事也比较稳重，况且同学们已经提出了疑问，还是让他们面对现实比较好。于是她打开桌子中间紧锁着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石春生，你可以看看。”
石春生接过一看，信封上遒劲有力的钢笔字非常熟悉，正是路校长的字迹!
他犹豫地从里面抽出信纸，展开来，一行字毫不含糊地跳入他的眼帘———“亲爱的小倩!”
可怜的石春生刷地涨红了脸。他放下信纸，抬头望望童老师，好像在征询童老师的意见是否还要看下去。童老师耸耸肩膀，有点生硬但还是不乏潇洒地鼓励他：“看下去，没关系。”
于是石春生低头读下去———你的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现在已经能背出来了)，每读一遍都令我心潮起伏。
在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十多年前，我在部队服兵役的时候，在一次演习中，一种新试制的武器发生了意外。我那时刚入伍不久，缺乏经验，远远地望着，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个新兵比我更危险，他近在咫尺，已被吓迷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连指导员挺身而出，将那个吓傻了的小战士推开了。这么做的结果是，小战士脱险了，他牺牲了。
平时我跟这位指导员的关系很一般，因为他一开口总爱讲政治大道理，大家都有点烦他。然而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平时所说的一切，证明他对这种理想，这种信仰的虔诚。
我曾利用休假的机会去指导员的家乡探望他的家属。我看见他幼小的儿子在街头流浪。
我原先的打算是复员后收养这孩子，帮助他读书。后来我又了解到，那里还有许多失学的孩子，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智商，他们渴望读书，仅仅因为贫困而被拒斥在校门之外。
于是我办了这所自立中学，我把指导员的儿子接到了学校———他就是你班上的雷摩斯。
也许这可以解释我办学的动机。在办学的最初最困难的阶段，为了筹集资金，我找过许多人，包括指导员救过的那个战士，令我愤怒的是他复员后正忙着做自己的生意，似乎把这一切都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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