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动情地抚摸着这些宝贝，擦去海克勒科克冲锋枪管上一块脏斑，把SIG手枪下面的杂志剪页摆正。
所有一切都秩序正常，她感到很满意。于是放轻脚步走过房间，回到卫生间。她打开淋浴龙头，站在温暖的、源源不断的水流下面，拿起一块肥皂，在身上擦着，直擦得皮肤发红。她仍然用同一块肥皂擦洗剃光的头，抖掉刺激眼睛的泡沫。肌肉放松后她感到一阵愤怒和羞耻。她又想起了那位科学家，那位自从斯德哥尔摩事件起一直让她心神不宁的人。
这是她第一次失手，而且偏偏发生在她眼中最危险的目标身上，她感到这是对自己的讽刺。所有其他的目标都是不折不扣的魔鬼：武器贩子，摄制黄色电影的人，在电视上骗人的传道人，为私利而歪曲法律的律师，还有一些大毒枭。这些人邪恶的面目容易认清，因而也容易消灭。她刚刚从神父手中接过有关汤姆·卡特博士详细资料的文件夹，就意识到这一位与其他目标不同。他的罪恶比起那些被她处决的人来更大、更阴险。而社会却认为他那亵渎神灵的遗传学是有益的。社会甚至把他看做救世者而嘉奖他。玛利亚觉得世界上最邪恶的就是那种打着正义旗号，轻松地欺骗世人的人。
玛利亚感到内心的愤怒越来越强烈。她是复仇女神，她不会失手。她特地选择卡特博士最荣耀的那天晚上，在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地方下手，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他的所谓成就是徒劳无益的。她意图使那次行为成为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袭击，干净利落，在那位无神论者还没倒地之前她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他的同事将他一把推开，而他的妻子成了替死鬼。
她使劲地在皮肤上擦肥皂。她应该先解决了他的同事杰克·尼科尔斯。这个人在联邦调查局时就是一位英雄。当年正是特工人员杰克·尼科尔斯抓到了系列杀人犯“快乐山姆”。这个杀手每次杀人后都要切掉被害人的嘴角，为的是“让他们微笑”，“让他们找到快乐”。这些情况她都了解。他脸上月牙形的疤痕她看得清清楚楚。这块伤疤是杰克·尼科尔斯抓住杀手，拧断他的脖子之前被杀手刺伤留下的。真不应该，她应当估计到这位前特工完全可能帮助他的朋友。真是欠专业水平。不可饶恕。
玛利亚关掉淋浴，从毛巾架上拿起一条粗毛巾，将身体大概擦干。之后她一边擦着身子一边走到桌前，拿起马尼拉纸文件夹。她打开文件夹，瞥了一眼下一次“正义刺杀”目标的照片。
她的手伸向地板上那堆相似的文件夹，除了一个以外，其余所有的都剪了角。每次行动都大功告成，只有一个例外。她拿起最上面未剪角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她盯住汤姆·卡特的照片：她惟一的一次失败。照片上倔强浓密的黑发下那双锐利的蓝眼睛似乎也在盯着她。坚强的下颌赋予他长长的脸一丝倔强的性格，这使她更加下定决心要阻止他。她极其强烈地希望能够完成已开始的行动，然而她知道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她至少能去见一见卡特博士，让他知道对他的惩罚只不过是被推迟，而不是取消了。她看了一下电话旁的手表，确定一下时间。她必须赶紧动身，否则会赶不上协和航空公司的航班。
她很不情愿地将卡特博士的材料放回去。重看这些材料再次搅起她心中的焦虑，她的手指开始掐大腿上新留下的青紫伤疤。她一边回想伯纳德修士和神父获悉她的失手之后她所感到的屈辱，一边更使劲地掐着。复仇者的第一次失手。伯纳德修士将她好一顿训斥。
她转过身，再次走到耶稣像跟前，跪了下去。她迅速做完了十分简单的祈祷：下个月完成曼哈顿的正义刺杀之后，神父能再给她一个机会干掉那科学家。
第四章
波士顿 比肯山
第二天早晨汤姆·卡特醒得很早。他伸手去摸大床另一边的奥利维亚。然而，他摸到的只是凉冰冰的空被窝。这时他才记起妻子已经不在了。自从枪击事件发生以来，每天早晨都是如此。有时他想是否一辈子都会这样。他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柜上的钟闪着上午五点三十分。这时，他的心又被第二个可怕的担忧刺痛了。
一年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五十二个星期?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都不能使一年的时间变得长些。一年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按照丹的预测，霍利只有一年时间——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如果找不到治疗方法，她能再过一个生日就算很幸运了。
丹告诉他霍利的发病时间时，他几乎感到一种奇怪的解脱。期限太短，他确实无能为力。他有足够的理由放弃寻找治疗方法;他只需集中精力协助找到谋杀奥利维亚的凶手，同时保证霍利最后的日子尽可能过得快乐、无痛苦。然而，这决不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一向认为被动接受命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他从床上坐起来，摇摇头，尽力理清头脑中纷乱的思绪和担忧。即使只是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霍利，他也需要换个看问题的角度。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提供这种新角度。在向他父亲和杰克透露这个消息之前，他必须和一个人好好谈一谈。在他感到疑惑、感到危机的时刻，此人总能耐心地倾听他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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