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独自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妈爸总劝他来跟我们一起住，可他不知怎的，就是不肯来，还在离我们最远的一端安顿下来。我找到爷爷，我还没开口，他就开始叹气：“真是想躲也躲不掉。”他问我看到了什么。我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他说：“以前老人家，都说有一种人，生有鬼眼，能看见一般常人不能看见的脏东西。孩子，你和我一样不幸生了这样一对眼睛呀。”怪不得，我从小就能看见些奇奇怪怪的影象，说出来，没人相信。总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原来全是真的！
“可是爷爷，家里的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是我目前最想知道的，我急切地盼望着答案的揭晓。爷爷端起茶杯，颤巍巍地送到嘴边喝了一口，很艰难地把水咽了下去。好象有什么哽在喉间，说不出话来。我不敢再催促，只好慢慢等着爷爷调整好情绪。
“那还是我小时侯的事，”爷爷终于开口了。“我的父亲是这里的医生，我的母亲是接生婆。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妇产科医生了。”爷爷说到这里，还笑了起来。“那时侯，常有人在半夜敲门，将我的母亲找去给产妇接生。每次都忙到天大亮才回来。回家时经常会带些红鸡蛋什么的给我吃。有时候，天还没亮，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挖坑，往里面埋些什么，然后将土夯实。还在那里种了一棵石榴。每年秋天，那棵石榴都会结很大很甜的果子。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跑出去想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看见我的母亲，手里捧着一个血淋淋的死孩子，它紧紧闭着眼睛，脐带还连在上面，浑身都是血污。我吓的目瞪口呆，我的父亲赶紧把我抱回屋去。原来母亲接生的孩子，如果是个死胎，产妇家的人就会让母亲拿走处理掉。深更半夜，母亲怎敢到别处处理，只好带回自家，让父亲帮忙，埋在自家院子里。”爷爷理解了他母亲的做法，但对于他看到过的那些死孩子，依然心有余悸。
“那我看到的红薯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不明白。“你看到的就是红薯。只不过你又能看到别的影象，比如婴儿的手臂什么的，所以重叠在一起了罢了。说实话，我本不想告诉你们，就是怕你们心里害怕。我也不能住在那里，经常会听见孩子的哭声，所以我自己搬出来。”顿了一下，爷爷又说：“这是我们祖孙两个的秘密呦，可不要去你妈爸那里翻嘴。”“好的爷爷，我记住了。”我答应道。爷爷笑了笑，说：“还以为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土里呢，谁知被你这个小丫头发现了。好了，这一直象块大石头压的我透不过气，如今有人分担，心里舒坦多了。我累了，孩子你回去吧。”爷爷安详地微笑着。我只好告辞离去。
没过多久，爷爷就去世了。我搬到了爷爷的小屋里。偶尔回家，爸妈也是热热闹闹地陪着我。再没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又过了些日子，听说那里要盖高层，我们家的老楼得拆迁了。爸妈都很惋惜，这可是祖上留下的房产呢。可谁又能阻止得了城市的建设呢。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
(136):文革后期，师范学院各部门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住房分配小组把这套空了几年的203室分给了一位姓邓的青年教师。这位邓老师年龄已经不小了，急着要房子结婚所以并没在意这栋房子里曾死人。
婚礼顺利举行。到了夜晚，在闹新房的朋友们散去之后，小两口宽衣上床，刚要开始 羞涩的亲密时就听见几声怪笑。笑声清晰明亮，仿佛夹杂着些许伤感的味道，猛然听来竟很难分清是到底笑还是哭。
起先邓老师还以为是朋友们在跟自己开玩笑，并没有理会。
可是笑声一直不断，有时候还夹杂着几声女人的啼哭。再加上窗外随风摆动的槐树枝叶，在寂静的夜晚就显得出奇的恐怖。
邓老师终于明白这栋房子真的在闹鬼。于是，他连夜就搬出了203室。
可是，恐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结束。
十个月后，邓老师的新婚爱人难产，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了。到医院大夫们剖开孕妇的肚子，发现了一个早已死去多时的怪胎。
这个胎儿没有眼睛，鼻子上面是一个又大又软的额头。
有个好奇的大夫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死婴的畸形额头，发现死婴的头颅里竟然没有长脑子，却长了密密麻麻几百个眼睛。
怪胎的事很快就被传开。处在丧妻之痛中的邓老师不久也调走了。
在一连串怪异神秘之后，已没有人再敢住进203室了。这套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直到日历被翻到一九八七年。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个全国性的住房紧张时段。师范学院的很多青年教师员工因为没有分到房子，或者迟迟不能结婚，或者祖孙几代人被迫挤在十来平米的简易棚屋里。
学院负责分房的领导焦头烂额，情急之下又想起南坪85号这套空了十多年的203室。
这次分到203室的是一位新调来的研究生。刚来单位就能分到一室两厅的房子，研究生很是兴奋。他怀着钻研科学的诚恳态度想把房子粉刷一新。
在粉刷过程中，研究生奇怪的发现，明明刚刚粉刷过的雪白墙壁上不知怎么总会冒出一些血点。他把这里的血斑抹白之后，那里又会出现新的血斑，就像有人在故意开玩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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