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睡眠，不管会做什么样的梦。我们始终都没能像希望的那样开车横穿印第安那——在埃尔克哈特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我们遇上了一次可怕的交通堵塞，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大部分车辆是军车。那儿有士兵死了。格兰、苏珊、戴安娜和斯图带上了他们能够找到的尽可能多的武器——24支来福枪、一些手雷，还有——是的，伙计们，这是真的——一只火箭发射器。现在我写日记的当儿，哈罗德和斯图正在数那只火箭发射器里的火箭个数，共有十七八枚。上帝保佑他们别把自己给报销了。
说起哈罗德，亲爱的日记，我要告诉你他没有怀疑任何事（听起来像老贝特·戴维斯电影中的台词，是不是）。当我们赶上阿巴盖尔妈妈的队伍时，我想他一定会得知的；无论会发生什么，再隐瞒下去都不太好。
今天，我从未看到过他这么欢快，这么喜悦。他的嘴咧得真大，让我觉得他的脸都快要乐开花了！正是他建议斯图帮他弄那只危险的火箭发射器的，而且——
他们现在回来了。下次再写吧。
法兰妮沉沉地睡去，连梦都没有做。其他人也都睡了，除了哈罗德，尽管他一整天都笑个不停，现在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笑意。有时他感觉自己笑得脸都要从中间裂开，脑浆都要溢出来了。
他站在那儿，低头凝视着她，倾听着夏夜蟋蟀的低鸣。“现在正是狗日，”他想。狗日，在韦氏字典中是指7月25日至8月28日的这段时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据说这一时间疯狗似乎大行其道。他看着法兰妮，她睡得是那样的香甜，她把衬衫当作枕头。小包就放在身边。
凡人皆有得意日，法兰妮。
他跪下时，膝盖一弯，枪发出了点儿声响，他稳住身形，好在没人醒来。他解开包上的扣，松开系带，伸手到里面摸。他用一支微型手电筒照着包里面的东西。这时，法兰妮从沉沉的睡梦中低哼了几声，挪动了一下身子，哈罗德屏住呼吸。在包的最底部，在三件干净衣服和一本袖珍交通地图每下他发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用螺旋丝装订的笔记本。他抽出了笔记本，翻到第一页，用电筒照在法兰妮写的密密麻麻、却又极为清晰的字迹上：
“1990年7月6日——经过一番劝说，贝特曼同意跟我们一起走……”
哈罗德合上本子，带上它爬回了睡袋。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一个朋友不多，敌人不少的小男孩，他短暂而美好童年只维持到3岁左右，从那之后，他一直是个又胖又丑的笑料；一个多多少少不受父母重视的小男孩——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埃米身上，她开始了竞选大西洋城美国小姐的漫长跋涉——一个把书本当作慰籍的小男孩；一个从未放弃被选拔到棒球队，也念念不忘当学校童子军队员，成为大个子约翰·西尔弗或是机智勇敢、力大无穷的人或是菲利普·肯特的小男孩……；一个深夜里偷偷打着电筒看书，仿佛已成为了那些人，兴奋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几乎闻不到自己的屁味的小男孩；这个男孩现在带着法兰妮的日记和手电筒爬到了睡袋底部。
当他将一束光线射到笔记本的封面抬头时，竟有一阵慌乱。过了一会儿，残存的理智呼唤着：哈罗德！住手！这声音是如此强烈，以致他觉得脚后跟都在震颤。他几乎动不了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是想通了，可以就此收手，可以把日记放回原处，可以向她坦白，也可以在某些可怕的、不可挽回的情况发生前由他们去了。他可以拿开这杯苦酒，把酒从杯中倒掉，然后再斟满这个世界为他准备的任何东西。哈罗德，放弃它吧，这种正义之声乞求道，但或许这已经太晚了。
16岁时，他已经放弃了巴勒斯、史蒂文森和罗伯特·霍华德，热衷于其他幻想，那种既爱得轰轰烈烈又恨得如火如荼的幻想——并非火箭和海盗，而是穿着透明丝质睡衣的姑娘们跪在他面前光滑柔软的缎子枕头上，哈罗德——这位大人物则一丝不挂懒洋洋地坐在宝座上，准备用小皮鞭和银头小棍鞭笞她们。奥甘奎特高等学校的每一个漂亮姑娘都在不同的时候漫游在这些苦涩的幻想中。这样的白日梦往往随着精囊膨胀，精液迸出而结束，带来的诅咒要比快感多。然后，他便睡去，干结的精液像鱼鳞一样粘在肚子上。凡人皆有得意日。
现在，他满脑一子回想的都是那些苦涩的幻想，那些旧日的创伤，就像一张张泛黄的报纸，这些老朋友并未消逝，牙口并未变钝，它们致命的影响也没有动摇。
他翻到第一页，用手电筒照着字，开始看了起来。
黎明前，他将日记本放回了法兰妮包里，系好了包上的带子。他没有什么预防不测的招术。如果她醒了，他残酷地想，他会杀了她，然后跑掉。跑到哪儿？往西跑。但他不会停在内布拉斯加或是科罗拉多，噢，不。
她没有醒。
他回到了自己的睡袋。他睡得很浅。他梦见自己从岩石和月球巨砾纷纷滚落的陡坡上住下跑，快到半山腰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头上高高的地方，借助夜晚的热气流，鹰在盘旋，久久不去，等待将他做成一道美餐。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接着，黑暗中睁着一支恐怖的红眼睛：像狐狸般诡诈，令人生畏。那只眼睛虽然令他恐惧，却也吸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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