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克里姆林宫……我今天还有许多工作。”
检察官的汽车今天开得不快，没有习惯的蓝灯在旋转，笛声也没弄得人心不安。而乘客，看着四周，茫然若失地、轻轻地抚摸着鳄鱼皮保险箱的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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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奔前程
一个很难判断出年龄的男人从钉在地板上的金属床上站起来，重重地无意识地叹了一日气，顺着房间来回走起来，然后，停在了钉着栅栏的窗户旁。
说心里话，他在这里呆的地方末必可以称得上住宅：平常的极小的简陋小屋，相当的脏。那里也就是两三米那么大吧，而家具中，除了咯吱咯吱响的铁床外，还有一个典型的、破烂的。由于潮湿都已经膨胀起来的床头柜和一张腿直摆动的小桌子。无论是床头柜，还是小桌子，都固定在地板上，马桶就在门旁边，门上还有一个小气孔。
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摆设。
不过，这个房间的居住者却能使你感觉到生活用具是公家的，是一个活人用的：被揉软的、洗过的咖啡奶色的棉布睡衣，膝盖已经磨破了的短腿裤，很脏的灰色汗衫，汗衫的下面，在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图章。深陷的眼睛，脸上的硬胡子，很短的、剪得不均匀的头发。他穿着这件不成体统的睡衣，看上去一定像一个火车站旁的流浪汉，或者是要领花子。要不是他那扇扇的耳朵和那双大手（尽管他很瘦，手还是那样大），人们更会这样感觉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从前是一位职业运动员。
这个房间的居住者站在钉着栏杆的窗前，往下看看，因为他住在三楼，从整个迹象可以判断出，他早已把这个院子的布局背下来了。
院子，这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它的三面是一座日字形的楼房，而另一面是有着一排排有刺电线的、很高的栅栏。院子里放满了生锈的装垃圾的大桶，这些桶大概已经有五年左右没有用了。在一个桶里边坐着一只小猫，甚至从三楼就可以立刻判断出，这只平常的描曾经是家养的，或者是别墅里的，后来被“有文化”的人扔到了大街上。
这只可怜的脏小猫的归宿将在哪里呢，但穿着公家衣服的那个人只是用眼睛看了它一眼。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专门心理疾病医院里的生活可不是丰富多彩的。这个有栅栏的窗户对于这座房间的居住者来说既是电视，又是录像机，还是他喜爱摆弄的“射击”游戏的计算机。
突然。在走廊里，从金属门的后面传来一个人的脚步声，房间的居住着不出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这个习惯，也就是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就哆嗦，是在不久前才出现的，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和什么有联系。然而，在这里所度过的漫年的、无休止的日子中，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分辨脚步声。
如果是很粗野的、很重的、有节奏的步态，那就是护士，也就是腰上别着警察用的粗棍子的两个五八怪，来给他进行处置。这里的处置是一样的：打针和吃药。还有两到三次的电疗……
如果脚步声很大，而且还伴有盘子的响声，那就是送饭的人，一个不爱说话、也不得罪人的傻瓜，他送早饭、午饭或者是晚饭。
如家脚步很慢、很重、不令人讨厌，就像指挥官那样、那就是主治医生。可活又说回来，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主治医师在这个小屋里出现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显然，这个患者已经不再使他感兴趣了。
可是，这次的脚步声这个男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地颤抖了一下。
到底是谁呢？不是到他这儿来的吧？
要知道，在这里，在医院的走廊里，还有许多这种房间，但是那里住着什么人，是因为什么病住到里面的，用什么方法治疗，他完全都不知道，只是经常在夜间、白天或者是早晨听到古怪的、非常微弱的喊声，尽管门总是关得很严，并且墙也很厚。
传来拧钥匙的声音和很有特点的弹指声，门开了，在门槛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在他背后站着几个穿着白大褂的、脸色有点粉红的年轻人。
“这样，二班到这里来。”陌生人用领着外国人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导游者的那种声音说，‘“大学生先生们，未来的医生们，在你们面前是一个不寻常的病人。从他的病史上看，他就是一位运动员，从前的刑事犯的权威者。当警察把他送到这儿时是这样说的。尽管病人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到我们这里已有一个多月了，但最终还是没能做出确诊。初步诊断为甘季斯基。克列拉姆巴开放型综合症。狂躁的、以改革为目的的谬论，典型的只在于观念中的表现，我们在用个人幸福的思想控制着他。从病理上讲是真实的，的确，有时候由于不清楚的原因，他开始变得有侵略行为。据记载：曾用休克疗法，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好像是科学所未知的某种心理疾病。”
房间的居住者忧伤地看了一下陌生人和医学系的大学生们，皱了皱眉头，但对医生所说的一点都没去解释，径直向门那边走去。
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窜出来两个护土，好像根本没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至于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简直成了个谜。他们中的一个人用很灵巧的、专业的动作把病人的手弯到背后，而另一个人很快地、同样很专业地在他的手腕上戴上了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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