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人这种人是精心挑选出来专门培训实现危险目标的专家。有意思的是，这位极其优秀的老人在什么地方并且是怎么有机会把他那可怕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呢？在他的良心中又有几个人呢？
老人甜甜地笑了一下，仿佛谈话谈到某种非常可爱的东西，他继续轻轻地、心平气和地哼了一哼。
“好吧！让我们来看第一种形式：不幸的意外死亡。最典型的情景就是在所谓的‘冒险地带’：大楼的上层，电梯的通风道，任何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和水上的交通，家用电器，露天的水库。”
柳特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只要听到一次，那些话将永远牢记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眼睛注意地，几乎一眨不眨地看着老人，只是在讲课快结束的时候才想起在哪儿见过他。那是一九八四年，马克西姆在“塔楼”二年级学习的时候，这个人给学员们讲过课，领导曾派他作为苏联秘密间谍头子到一个较近的东方国家去活动。他好像在侦察一系里担任过系主任……
但是，要知道这个情报机关第一总局现在已归属于单独的一个机构，并改名为俄罗斯最高情报总局。
现在派遣如此强大的威严的俄罗斯特工机关去反对谁呢？
去压制几乎已经完全席卷俄罗斯刑事犯罪那可怕的新浪潮？局势就是这样：黑手党威胁俄罗斯国家的基础，如果几年之后宪法将被盗贼的法典所取代，这不会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而会很快使那些人高兴起来。
但要知道，已经建立了“第十三处”，它是用反宪法方式为维护宪法准则而建立的专门机构，可是草案却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他不得不站在谁的立场去作战呢？更重要的是，他去反对谁呢？
无论是在‘专业活动理论课’上，还是在课后，这些问题使柳持无法安静下来。
医院的病房很大。在病房里有个很大的木床，就像那种至尊的国王在上面睡觉的大床，防弹窗户上那别具风格的百叶窗，墙中间摆放着电视机、录像机和两个冰箱，冰箱的门是透明的，透过小门的玻璃可以看见美味食品，这些食品的名称就连一般公民也未必能准确说出来。
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桌子，一共是两层令人难猜的医疗仪器，不透明闪光的示波屏，显示着令人费解的抛物线绿点，电子计算机监视器上不断变换着病人身体的状态。
躺在这个病房的人一定是绝对的君主制时代富有的法国国王，因为在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财富和权力两个字，尽管他脸色苍白，浑身是那种病态的浮肿。
“国家，就是我。”柳多维克们中的一个人曾经说过。
现在的生活主人们，尽管他们不得不在事先商量好，如何分割全俄罗斯的财富（这样一来，自然限制了全俄罗斯的偷盗集团）。但他们还是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家，就是我们。”
如果这样的人有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
当时甚至很少有这种特别舒适的环境。确实，表现出的这种舒适几乎任何时候也不会带来内部的舒适，并且和病房的这位居住者有很大关系。
病人是一个高高的个子、白头发、仪表堂堂男人，他小心地把患痛风的脚放在摆着电热器的地板上，用脚掌摸索着软鞋。现在，当第一次危机过去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多了。可是，他投入“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钱怎么办？这一主要问题直到现在仍使他不得安宁。但今天这事就要有结果了，因为五分钟之前警备队用机动电话汇报说，那位决策人就要到这里来。
门吱的响了一声，住在这个病房的那个人抬起了眼睛，强装出笑容，穿着旧的西服，自由党戴的那种领带，从前时髦的那种金边眼镜，而他那生硬的仿佛看透一切的目光，却使那位久等的拜访者瑟缩不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当他在苏共中央机关时，还是十年前，当他坐到第一部长的位置时，甚至现在，当他处在克里j g 姆林宫权力的顶峰之一时，这种眼光都使他有这种感觉。
“啊！检察官……”病人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略有克制，接着，他立刻收起笑容，说道：“这太令人感动了……”
检察官轻轻走到床边，小心地坐在床沿上，把白大褂的前襟拉平，装模作样地握了一下官员的手。
谈话开头很简短，大都是通常的寒暄套语：“身体怎样？”“主治教授说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单位看见你？”诸如此类的问题。回答也是习以为常的：“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你才记得我。”“感谢上帝，略有好转。”“我不在，大概这些下流的东西把工作全扔了。”对检察官和他的交谈者这类人来说，那种外交礼仪简直令人难堪。
豪华病房的病人嘟囔着什么，皱着眉头，有点警觉地看了一下对方，这个可怕的人决不是为了外交上的礼貌才光临到他这里问寒问暖，也决不是来表演自己的快乐！
检察官提完所有应该提出的问题，等待着猜测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当地捕捉到官员的目光时，立刻就转入正题：“很遗憾，暂时还没有任何线索，我们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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