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的话，将对囚犯施加更大的压力。
有经验的瓦列尼克十分清楚：存在着许多种可以从囚犯口中逼出必要情报的方式，在这方面，内务部以及有着光荣传统的继承人和后继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任何其他部门所做不到的。
可以做一下实验，即在小屋里放一个抱窝的母鸡，也就是告密人。这个人会不时地提示囚犯招出需要的供词，瓦列尼克已经不止一次地检验过这种方法了。
可以答应囚犯他所要求的一切：哪怕是提前释放，哪怕是授予特殊功勋奖，只要招供就行。
也可以通过亲属向他施加压力，预先做好他们的工作。
但这是软的相对仁慈的方法。如果你不相信告密，那你就去做你认为是需要的事。
如果你不相信审讯你的人（尤其是他没能完成他所答应的任何事，一切都是法庭和检察机关决定的），那你就别相信，保留自己的意见。
如果你不相信亲属的真诚，那么就说明你的个性太复杂了。
在内务部最富有的军械局里，有一种不太仁慈的、但却更有效的方法：第一种，即所谓“鞭打”，这种方法几乎存在于每个监狱，大概远在耶若夫、别利和古拉戈时期就如此了。第二种是带有兽毛的囚室。类似的小囚室也几乎存在于每个有兽毛的监狱，这种囚室通常被称为“压力囚室”。
“鞭打‘它是一种专门的无人居住的囚室。在那里囚犯受到各种刑法制裁，译成正常的语言，就是用暴力逼供。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能想像到的或足够的职业经验方式进行制裁：把人吊在横梁上，吊一定时间，再用电绳毒打，用烟头烫烧赤裸的身体，用橡皮棍抽打腰眼。可以把人放在一平方米的寒冷的单身禁闭室，并往地上浇水深到没脚脖子或更高，使那些顽固分子三天三夜不能睡觉。可以最终在这里，在”台架鞭打室“，一般用毡靴或沙袋把人折磨得痛苦不堪：类似的方法一般都不留痕迹。
从九十年代开始，也就是资本最初积累时代开始，警察局的布特尔斯基总是以他那野蛮而可怕的无休止折磨而著名，如果真理总是在强者这一边，那么在警察局中谁又能比那些有势力的警匪更强呢？
经过所谓的“兽毛”做这件事就简单得多了，这种刑具通常用于这样一些人，用盗贼的黑话说，是把由于某些罪行被本身团伙判处死刑的那些人称为刑事犯，更经常的是为了和那些匪警合作。把任何毛制品剪开贴上，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可失去的。
如果立刻没痛苦的话就算很好。他们就这样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但这时，他们已经完全不是人了，而是没有灵魂的“毛人”。
第二天，瓦列尼克正式被带到这样的小屋来。看守长着一副下等人的脸，神情漠然地领着囚犯，在被太阳照耀的明亮的走廊里走了很长时间，打开又关上金属栅栏，最后才把他带到一个不大的有‘“防护罩”的小窗户和标准铁门的囚室。瓦列尼克习惯地把手放到背后，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那法西斯式的看守的后背。
在他的头脑中，不知为什么出现了不久以前的那个情景，从坐牢起，这个情景就留在他记忆中了。
“跳，卓雅！你让谁站着呢？护卫队的头儿，不许走出队列！”
骗子保持着极度的安静，小声地唱起了这令人费解的歌。但他最后的处境没躲过监狱看守的注意力。
“唱歌呢？在‘红色地带’的业余文艺活动中还没唱够吗？唱的是单雅，还有罚站的事……不过，眼下这才是你的家。‘他申明道，弄得一串钥匙哗啦哗啦响。
而在那边的人们已经等着他了……
门在囚犯身后关上了，法西斯式的看守停留在走廊里。几分钟之后，门后传来压低的声音。
看守堆着笑脸，转过身，顺着走廊走去……
跳：卓雅！
你让谁站着？
别让护卫队长，从队列里出来！
他小声说着，转身走向那囚室，囚室的后面刚刚消失了被押送的人。
“现在，你在那里想站就站着，想坐就坐着，随你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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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谋失踪
六月早晨的太阳金灿灿地照在古老的松树叶上。那些老松树傲慢地屹立在热闹的莫斯科郊区路旁。这时，在布满灰尘的路旁停下来一辆“塞夫洛拉”豪华车。这是建在车轮子上的一个真正的房子。车里有柔软的睡觉的地方，有电视机、录像机、煤气灶、微波炉，甚至有化学大便器。在这么高档的汽车里可以一站不停地走上几百公里，并且旅途也不显得疲倦。
几分钟后，旁边一台讲究的蓝色的“卡迪莱克”平稳地摆动着，微微地刹住车，司机的小门平稳地打开了，从这辆奇怪的美国汽车里潇洒地走出一个个子不高的红脸的眼睛突出的男人。
他从车里出来最后的样子简直就像煮好的螃蟹。他正了一下戴在汗毛很重的手指上的大戒指，拍了一下车门就向“塞夫洛拉”
走去。
在蓝色的“卡迪莱克”里正坐着苏霍伊。很奇怪，这位巨大刑事犯罪帝国的主人是一个人，没带保缥。确实，在后座上留下的也是一个人，然而雪白的西服使他变得有点像轻歌剧西西里乐曲中的黑手党，弱不禁风的身体，脸上那种不自然的白色，那样子未必像大亨的保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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