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萨拉滞留在会议室里没有走。等其他人都离开后，她立即给行长家里拨了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她又给他的办公室打。那边也没有人。到8点钟的时候，他的秘书接了电话。
“我可不可以跟行长讲话？我是萨拉·詹森。”
对方冷冰冰地打着官腔说：“对不起，行长出国访问去了。”
萨拉想把事情说得紧急些：“我有急事。一定要跟他说。”
“如果他打电话来，我一定会转达你的信息。”
“你不能给他打电话吗？万一他不打电话来呢？”
对方笑起来。笑声中带有几分自傲：“詹森小姐，我刚才说了，如果他打电话来，我就告诉他，说你打电话找他。”
萨拉惊慌起来，“恐怕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必须马上跟行长通话。”
对方生气了，“听着，詹森小姐，行长到纽约去了。那边现在是午夜。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都得等。”
萨拉挂上电话。她用手摸着自己裸露的手臂。她突然感到极度孤单。
上午的时候悄悄地过去了。市场比较平稳。萨拉看看报纸，想把给行长打电话的事置之一边。阿诺特坐在她左边，还在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她太疲劳了，不想答理他。
科迪隆公司的办公室设在日内瓦老城中心一条卵石路上。那房子原先是一幢私人宅第。唯一能说明这是一家公司的标志就是一块小铜牌，上面有代表公司名称的字母C。只有那些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这幢奶油色面墙的房屋是瑞士一家主要私人银行。
房子的内部，尤其是客户看得见的地方，都像私人住宅里的装潢：精美的油画、典雅的客厅、舒适的书房。现代银行的气息藏而不露。电脑、传真机、古怪的交易显示屏都在楼上的操作间里。职务比较低的会计部门经理和职员都在上面办公。他们坐在电脑键盘前面，处理各种分类帐目，管理数以亿万计的秘密钱财。对现今时代的又一种妥协，就是其中一面墙上挂着的分别显示日内瓦、伦敦、纽约和东京时间的四只钟。
彼得·耶格里是个中级会计部经理，今年28岁。他看了看显示日内瓦时间的钟。已经12点了。又到了喝上一杯新鲜咖啡的时候了。他穿过房间，来到后面一间小厨房，煮了一杯特浓的哥伦比亚咖啡。他端着咖啡边走边呷，小心地朝自己的办公桌走去。回到座位上之后，他的注意力也回到面前的文件上。这些是一系列的电子资金转移文件，都是为了存档的硬拷贝。
耶格里皱起眉头，摇摇脑袋，似乎不相信上面那不太清楚的文件。那些文字、数字、指示，再度映入他的眼帘。他很快做了个心算。这些转帐的纯利润有300万美元，转入LS236190X的帐户上。这些转帐是前天做的。那是上星期四，也就是交易两天后做的。由于涉及的数目太大，而且有些不合常规，转帐的硬拷贝就由下面的职员送到耶格里手上来了。
耶格里喝了口咖啡，抬头看着天花板。一定有什么合法的理由。也许是个错误。他不应该急于下结论。先问一问，然后再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是啊，他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等附近几个办公桌上的同事走到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正忙于打电话的时候，赶快按了一个号码。
西蒙·威尔逊朝房间那一边的萨拉喊起来。
“一个德国佬来的电话，2号线。”
萨拉走回去，抓起电话。
“萨拉，我是彼得·耶格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他的语气很严肃。
萨拉立即意识到他打电话的原因。是她的那些非法交易，是大笔的买进卖出，数额超过了她原先帐户上的数目，出现了300万美元的盈利。资金是要通过科迪隆公司流动的，所以她不可能透支，但是，在她的银行看来，她的行为是很无礼的，甚至是非常可疑的。难怪耶格里的语气那么严肃。不过，瑞士银行家们对来路不明的款项即使不是视而不见，也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萨拉知道，她的收支太不正常了，使人无法装聋作哑。
“是的，彼得，是应该谈谈。”
“我建议你到日内瓦来一趟，越快越好。有……”
萨拉没让他说下去，“什么！要我到日内瓦！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是不是？”
他有些生硬地说：“不来不行。我也是不得已嘛，不然是不会劳你大驾的。”
萨拉把电话拿得离身体远了些，茫然地看着交易台。她和耶格里相识8年了。他们在剑桥大学是同学。她和亚历克斯曾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一起在阿尔卑斯山滑雪、登山。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过话。她感到忐忑不安，感到困惑不解。
“听我说，彼得，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会来的。可是我现在去不是时候。我实在脱不开身。”
他丝毫没有松口，“很对不起，萨拉。我不能让步，你来见到我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了。”
她凝视着天花板，沉思片刻。最后说：“好吧，彼得。我来。”
“3点5分有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我到机场去接你。”
1点30分，詹尼·卡鲁多来到卡莱尔广场。他下身着牛仔裤，上身穿劳动布上衣，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脚穿运动鞋，头戴棒球帽。这一身普通打扮为的是在国王路上不那么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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