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对自己说。
那个探险队又去过那里了，还有一个记者写了，足以证明他们平安无事。那个噩梦，不会重演。
真的吗？
真的……真的不会再发生吗？突然之间，我变得不太确定起来。因为“它”可能并没有被真正消灭，从某种角度说，“它”还活着，就活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上海。
我决心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相信我写完之后，就可以真正从一年前的那场阴影中解脱出来。
那么，让我们回到一年前。
2001年，夏。
中国内地的教育机制，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学生承受着数倍于他国同龄人的课业压力，实际的能力，却远不如人家。有鉴于此，最近几年来，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同时为学生“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呼声也一年比一年高。其覆盖面之广，从学龄前一直到大学。
噩梦重现（2）
2001年的夏天，正逢推行素质教育的一个高峰，作为媒体，关注和推动义不容辞。可是像《晨星报》这样的以上班族为主要阅读人群的报纸，总不能用大量的篇幅去做小学生中学生的素质教育，所以除了对整个教改情况的报道之外，具体就只能关注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了。那多由于是“自由条线”记者，所以也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个方面的新闻线索，发现有价值的就要做大做足做好。
说来也巧，F大的生物系打出“素质教育”、“吃苦教育”的旗号，在暑假里组织了一次神农架地区的野外考察，要通过在原始森林里的远距离跋涉，锻炼大学生的意志力和生存能力。之所以说巧，是因为带队的老师名叫梁应物，是我的好朋友兼老同学。于是很自然的，我向单位申请了二十天的出差，准备和这支大学生考察队一起去神农架。当然，我是不出钱的，出差费用报社负担，我只要在回来之后交上一篇四千字的长篇通讯就可以了。做记者就是有这点便利，常常可以免费旅游。
梁应物是F大的讲师，除了长的好一点、上课生动一点外，和一个普通的大学年轻老师也没什么区别。可是我知道，那只是假象。如果不是在一次奇遇里撞见他以另一重身份活动，我到现在都不会知道，原来中国竟然还有一个这样庞大而神秘的X机构，当然更不会知道梁应物是X机构的研究员了。
事实上，梁应物有着哈佛大学生物工程博士学位，就这个学历而言，梁应物的年轻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学术能力。只是由于他太过出色，通常有这样背景的人回到国内的大学里任职，再一流顶尖的学校，即便不给一个学院院长、副院长的职位，也必定是教授头衔。然而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不允许他在日常生活中太过招摇，所以在他的学历上稍稍动了动手脚。对F大而言，这位年轻的讲师不过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罢了。
X机构是存在于普通人感知之外的，就是我们记者，相信知道这个机构存在的也没几个。虽然它也是一个半军事化的部门，并且级别相当高，但和国安局相比，性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以我目前的了解而言，这个机构虽然神通广大，触角庞大而敏锐，但基本上，它还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机构。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发生一些一般人无法接受的，甚至完全脱离现有科学准则的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没什么后遗症，有的却影响深远。在中国，这样的特异事件，就由X机构全权负责，相信其他每个大国都有类似的机构。
我这个人，也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总是接二连三地经历到怪异甚至是诡异的事件。或许这该归咎于我那过分旺盛的好奇心，在采访中偶然碰到了一次超常经历后，就非常注意各种非同寻常的消息和状况，有些平常人觉得毫不出奇的地方，我也时常产生“真相就是上面写的这样吗？”或者“真的就只有这些而已吗？”之类的疑问。所以，绝大多数的奇怪经历，可以说是我“自找”的。这种经历多了，和X机构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不过这个故事和X机构并没有多少关系，所以谈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打住了。
神农架这个地区，因为野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传说，始终笼罩着神秘的气氛。要到这样的地方去，我这个好奇心极重的家伙，当然免不了有些兴奋。购置好强力手电、驱虫药品、压缩饼干等想的到的东西，带了个睡袋，出发的那天晚上，我到火车站和梁应物及考察队的12名队员会合。
计划是从上海乘火车到武汉，到了武汉再转乘大巴士经巴东进入神农架。看到那些比我更兴奋的大学生们，我不由得愣了一愣。原以为我的行李已经够多了，没想到这里比我东西带的多的人有的是。一个女生甚至带了两个大旅行袋、两个小旅行袋外加一个随身挎包，由父母帮着扛上火车，看来到时候团里的男生有的苦头吃了。
大家要一起相处近20天的时间，我还要采访写稿子，进了神农架，原始森林里大家免不了要相互扶持，所以不管我对这些大学生持怎样的观感，还是要和大家尽快混熟。我这几年记者可不是白当的，加上这些学生对记者这个特殊行业也很好奇，所以到第二天清晨，上了武汉的大巴士时，我已经基本熟悉了这12名大学生，并且开始谈笑聊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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