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老人家可好？”文雅而娴静，含蓄而传统的姚春德妻子司向东上前问黄菊。
“好好，这是……”黄菊松开拉亮亮和春德的手，上前拽住司向东的手问。
“大娘，都叫你妈了，还用问，这就是嫂子呗，哎！这是春德哥的爱人！”亮亮在一旁逗乐。
“国国，来，叫奶奶，这是亲奶奶。”司向东将儿子姚兴国唤到跟前说。
“奶奶！你好？”兴国按照司向东教好的一句话童声稚气地问。
黄菊蹲在地上两眼模糊地抱住兴国，像抱住个金元宝，哽咽着说：“好好，看俺孙子好的！”
亮亮在一旁说，“大嫂，哥嫂回来了应该高兴，怎么哭了？不愿叫他们回来呀？”
“你娘的腚，谁说俺哭了，高兴的。”黄菊将兴国抱起来，问：“孙子，叫什么？”
司向东回答：“叫姚兴国，俺叫司向东。”
亮亮说：“应该叫司马向东，你们是双字姓。”
姚兴国在黄菊的怀里天真地指指他爸爸说：“奶奶，俺爸爸叫姚春德。”
哈哈哈！亮亮大笑一声说：“国国，这不用你介绍，你奶奶比你知道的早。”
黄菊抱着国国进屋，将亮亮带来的香蕉剥一个给国国吃，司向东帮着黄菊做中午饭，二人说起话来非常亲热。
亮亮嫌屋里烟大呛的慌，掂两把杌子和春德在院里坐下拉起了往事。姚春德怀着不安的心情说：“没有二叔和庆辉叔的掩护，就没有俺的今天，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给你和孔玥一家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真对不住你！”
“哥！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接收教训吧。文化大革命害了不少人，咱们这一代争取不叫历史的悲剧重演。”亮亮说。
姚春德的思想还未转过弯来，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保不住了，否定文革的风越吹越紧。”
“看来哥哥对文革还有感情，对否定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俺不想与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出现偏差，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吧。”姚春亮说，“文革中的很多具体事说不清，只能求大同存小异，从方向上说文革是错误的，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说，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就拿俺爹和庆辉叔的死来说，你说是死得其所，还是罪有应得？两派的看法不一致，说不清，以俺看是他们撞到枪子上了。再拿咱五叔来说，烈士碑还在老坟上竖着，现在看它失去了以往的花环，毫无价值，要不了多久就成了耻辱碑。外人不砸，咱们自家人也得砸掉。”
“听说四叔当了县委书记？”姚春德改口了。
姚春亮说：“你在文革中整了他，不但没整倒反而帮了他的忙，人家成了文革中严重受迫害的干部，一夜走红，噌地升上了县委书记。”
“小人得志，人民遭殃。”姚春德耿耿于怀。
“你别不服气，现在兴这种人，没听有人编顺口溜：会溜须拍马的升官，正直廉洁的靠边，会投机倒把的冒尖，老实巴脚的骂天。”亮亮说，“春德哥！俺劝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与时俱进，向前看吧！别为过去的事发愁，愁愁愁！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姚春德说：“俺想去看看孔玥一家人，你知道她们有什么困难不？”
“应该去看看，不过家中从困难的时候过来了。”亮亮说：“自从庆辉叔叔去世后，孔玥失了学，后来招了一位上门女婿，现在已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孔玥去年当上了大队支书，很能干，没有什么困难。她娘未老先衰，今年有五十岁吧？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是俺给她家带来了无端的灾祸，当哥的无力给人家以补偿，亮亮，将来你若有出息替哥哥还这份人情帐。”姚春德非常内疚。
亮亮说：“老百姓的思想非常纯朴，不计较人情帐，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物质和名利都不能代替人之交情，对人情帐最大的偿还，也是最有价值的偿还就是不要忘记，记在心底。”
“你的话完全正确。”姚春德赞赏亮亮看问题比自己敏锐。
黄菊在屋里喊：“你们俩的话说完没有？该吃饭了。亮亮也不来帮帮手，叫你嫂子初来咋到地就忙活。”
“嫂子辛苦了？”亮亮掂着杌子进屋。
“没啥。”司向东一边拾掇锅，一边说：“在山里一天三顿饭都是俺做，你哥从来不动手。”
“给妈带来的东西拿出来没有？”姚春德进屋后见提包没动问司向东。
司向东放下勺子碗去解提包，说：“光顾得说话做饭了，没想起来。妈！没给你老带什么东西，这是核桃，这是栗子，还有柿饼干。这块蓝布是一丈六，想给妈做一身衣服，不知妈穿多大的尺寸，也不知够不够，冒拉的。”
“够够！”黄菊守着炕上一大堆东西高兴地说，“以后回来可别买这么多东西，看看俺就高兴得不行了。”
“没给俺买东西？”亮亮问司向东。
“有。”司向东从提包里拿出一双球鞋，说：“不知道你的脚丫子多大，挑大号的买了双，你看，还是回力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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