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先生说话的语气似乎非常肯定。他接着说：“他是一只绕着我们鸡舍转的狐狸。他可能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损害我们的事业。”对此，赖尔先生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稍稍沉默了一下，接着的回答是：“我这会儿还不是太担心。他朋友不多，也不是哪个学术团体的成员——我们一直很在意这一点——而且他总是缺钱。那是他最大的弱点。如果我们多点心计，就可以利用他这点。”
我知道自己听到的是最为有趣的阴谋。我几乎不敢呼吸，惟恐听漏了一个字。于是我往门前靠近了一点。但就在这个时候，偏偏是爸爸下楼来看见了我。我赶紧开溜，虽然我敢肯定他已经看到了我没有一点女孩样子的偷听行为。一点不假，他跟着我走进客厅，抓住我的手腕，质问我在干什么。我的申辩没人会信——也难怪，我本来就被抓了个正着。他突然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的脸简直红透了，整个下午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虽然很难说到底是因为我的偷听行为呢还是因为与他们身份最不相宜的阴谋。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晚饭前不久，妈妈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爸爸对我非常生气，并说要送我到伦敦的拉斯舅舅家住一段时间，好让他消消火。
1865年2月10日
我得说，舅舅在城里的房子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各色有趣和优雅的人物都聚集在他的餐桌旁：边沁主义者，宪章派人物以及天主教教徒，甚至还有无神论者——总之，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者。葡萄酒慷慨地流溢，他们的谈话也酣畅淋漓。不像在唐豪斯，一旦讨论进入热烈状态（非常稀罕的事），爸爸就不会让我呆在客厅里。在这里，他们允许我留下来作为唇枪舌剑的见证。
这天晚上，托马斯和简·卡莱尔都来了，另外还有亨斯利和范妮·韦奇伍德，以及其他三四个知名人物（其中包括说话比写的新闻报道生动有趣得多的哈丽特·马蒂诺）。想想我有多惊讶，晚饭结束后居然又有一对夫妇来了，而且他们只是来喝咖啡和白兰地的。但当我被引见给玛丽·安·艾文思时，我感到特别窘迫。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竟与自己最崇敬的人站在一起。她是《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织工马南传》的作者，但她的笔名乔治·爱略特把我一时弄糊涂了。让我更尴尬的是，接下来与我说话的是她的情夫乔治·亨利·路易斯。他很鄙视人们对他俩关系的指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完美的绅士。我觉得舅舅非常了不起。他竟然为这样两个敢于蔑视社会习俗的人物也敞开着大门，尤其是公开与有妇之夫同居的艾文思小姐。
我们刚刚坐定，谈话就变得活跃起来。马蒂诺小姐一如她的写作笔锋，攻击奴隶制是最“令人憎恶的制度”，并说在所有民族中，美国人最是野蛮。拉斯舅舅——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他从未表现过对穷苦人的关心——问她对“戴着镣铐的人们”的同情是否也推而广之到英国的劳苦大众头上。另一位先生也说，中部地区的厂矿工人所遭受的奴役与美国南方庄园的奴隶并无多大差别。
对此，亨斯利令人非常不愉快地反对说，贫穷者的堕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滋养了罪恶。马蒂诺小姐表示反对，并从自己的研究中引证了工厂事故的例子。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思考早先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想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虽然我有幸参加了拉斯舅舅的社交聚会，但我以前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按照一些不成文的礼节，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打断他们的话，舅舅会不会不高兴。艾文思小姐注意到我复杂的心绪，于是和蔼地拍了拍我的手，对众人说：“我敢肯定达尔文小姐有话要说。”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我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我说，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群体“生活在枷锁之下”。“什么群体？请说来听听啊。”卡莱尔先生问道。我感觉自己应该迟疑一下，以接受如此杰出的思想家的质问。但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来得及思考，两个字就冲口而出：“妇女。”
听到这话，满桌子的人都欢呼起来，弄得我满脸通红。不过艾文思小姐解了我的围。她坚称我这样说是有很多证据和理由的。其他人又大笑起来。但她突然提高嗓门宣布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非常不愿说出来，也因此而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我宁愿自己生下来是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在当今的英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男孩的命运就是比女孩好。”
“难道不是吗，”她说，“一旦结婚，女人的财产就落入她丈夫的手中？难道不是吗，一个女人只须被指责为通奸就可以立马休掉？”（在说这话时，艾文思小姐对自己的通奸行为没有一点愧色）。“而一旦到了法庭，她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合法权利，不是吗？”
《达尔文的阴谋》第9章(3)
说到这里，哈丽特·马蒂诺颇有感触地回忆起可怜的卡罗琳·诺顿的故事。她丈夫殴打了她9年，剥夺了她的财产，分居后还恶毒地到法院告她，拒绝让她见3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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