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的儒教、佛教思想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变化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日本的侵略是出于善意?并非野蛮，并非带有掠夺的目的?还是想利用法官们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总之，松井全盘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
松井的狡赖不足为怪，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经常看到如出一辙的论调。1995年2月3日，一群干瘪的老兵、说话温柔的学者和气势汹汹的右派恶棍聚集在东京，他们向日皇像鞠躬，他们攥紧拳头叫嚷。一个26岁的神道教女教士拨开人群，对着3000名狂徒说：“我们大家都毫无疑问地坚信，打那场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所有亚洲人从白人优越论者手中解救出来。”活动的组织者、道教大学的英语教授中村说：“日军1937年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的事件，是历史的最大谎言。”1973年，铃木明出版过一本名叫《“南京大屠杀”的幻影》，他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虚构的“幻影”。这本书充当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有力武器。
到底是谁在虚构?1946年的法庭里一片黑暗，一束强烈的光柱打到白色的银幕上，历史真实出现了：一阵枪响。一片杂陈的尸体。刀光内过，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血伤的中国难民在颤栗。锋利的刺刀扎进婴儿……
在人们的怒骂和哭泣声中，法庭又出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情状，最终的结语是：
观音不度屠城元凶(2)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干瘦的松井低下了骷髅一样的头颅。他的嘴里在嚅嗫着什么。他抬起头来说：“当时我正在养病，对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此为第二招。
法庭以足够的证据驳回了他的谎言。12月17日那天，日军举行了狂热的入城式和慰灵祭。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乘车来到城东满目疮痍的中山门，在那里换骑上一匹栗色的高头大马，他要让土兵们看清楚他们的统帅。他耀武扬威地进了城，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在街道两旁列队欢呼，他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空中得意地挥动。他纵了纵小胡子。他嗅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看到十几处高高窜起的大火像胜利的战旗一样迎接他。战马迈着悠闲的步子，把他送到城北面的首都饭店。
1995年中国导演吴子牛导演的影片《南京大屠杀》，再现了当年一幕幕真实的情形：
——十多个日本兵押着几百名中国警察。几个日本军官在女警察跟前站住，用刀挑去她们的帽子，强行拉走了几个。警察们骚动起来，日本兵挺枪恫吓。两名半裸的女警察冲出，被光着上身的日本军官开枪打死。日本兵抬来几筐米饭。一个日本兵说：“干脆处理了吧。”军官一挥手，机枪响了，警察们倒在血泊之中。
一个军官向松井石根报告说，已抓到了十多万名中国军人，每日伙食供应成了大问题。松井略一沉吟，说：“我考虑我们的力量不足。如果我们有太多的仁慈，我们就会遇上麻烦。那就消灭了吧。”
江风怒号的草鞋峡，悲愤的俘虏被赶上土坡。军官下令开枪，机枪手略一犹豫，军官抽刀劈杀了他。枪炮齐鸣，俘虏群像江涛一样翻滚。
这与曾被日军俘虏的上尉军医梁廷芳的证词完全一致。
——几所大学建立的难民安全保护区。英、美、法等国的国旗徐徐飘拂，各种帐篷和木屋拥挤在操场上。五、六辆载着日军的卡车驶到安全区门口停下，几百名发情的畜牲扑向大门。救委会主席雷伯挡在门口：“这是国际安全区，是得到你们的最高司令批准的，你们不能进来。”他遭到了日本兵的暴打。魏特琳女士手中的美国国旗被日本兵夺去扔到地上。
就像恶狼扑向羊群，日本兵扑倒了一个又一个妇女。他们迫不及待地扯去散发着脏污的分泌物刺鼻恶臭的兜裆布，掏出黑漆漆的刀子一样的物件，狠狠地插进人体最柔弱的部位。惨叫声。皮靴和飞舞的皮鞭。几位少女含辱跳楼。柔弱女子脸上的血和下身的血……
这直接就是许传音博士出庭作证时说出的那一幕。他当时在安全区担任红十字会副会长。
……
在法庭证人席上，站出了一个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状。在那些恐怖的日日夜夜，威尔逊把目睹到的事实写进了日记，日记内容于1995年译成中文后，首先在南京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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