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质询被告及证人。当进入与律师的辩论阶段，气氛趋于紧张激烈。
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法官们按惯例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石美瑜与陆超、叶在增、林建鹏、张体坤几位上校法官喜形于色。冈村宁次已被内定判无期徒刑，就要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了。这时饭店招待进来请石美瑜去接电话。石美瑜回来时，脸上变了气候。“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能擅离职守。”饭菜像锯末一样难以下咽。
在另一处，冈村宁次与四个证人为丰盛的午餐而大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只得继续辩论。江一平、杨鹏和钱龙生三个律师可谓咄咄逼人。尤其是江一平，他老子还要个老脸，叉开膀子挡他，以免遭万世唾骂。江一平一把将他老子掀到一边，跑到法庭上大放厥词，竟然说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曾为供给农民棉布而打击过奸商。旁听者嗤之以鼻，冈村宁次感激铭心。
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又搁置下来。
《申报》披露了审判中断的原由：“由于证据不足，审判可能延期。又因经费不足，须待申请批准后才能重新开庭。”
这个理由是疲倦而脆弱的。真正的原因是原定的无期徒刑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情，而改判无罪一是太突然，二是时机未到。孙典狱长向冈村宁次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0月以后结束，故而对先生的公审势必推迟。”预定的8月23日的公审闹出了声势，又不好取消，于是又演了一出过场戏。
不多日，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予保外就医”，冈村宁次又出狱住进了邵式军宅邸。
11月23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甲级战犯作出了最后判决。
蒋介石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次长、司法部长、军法局长、法庭庭长等人。
一种意见认为：自停战以来，冈村宁次有功于民国，应判其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国内外舆论，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人的判处，对冈村宁次量刑应当一致，可判其无期徒刑。
国防部长何应钦对蒋介石琢磨得最透，他说：“此事应慎重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不予以关注，且有国际关系须要借鉴，为此不可立即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可以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这正是蒋介石要把握的尺度，他因此首肯道：“敬之言之在理，就这么办吧。”
一切均在蒋介石的玩握之中。
石美瑜默察于心，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悲哀。
石美瑜号可珍，福建闽侯县人，曾因民国二十一年在司法考试中名列榜首而声名雀起，原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焕彪的班底之一，任刑事庭推事。战后在承办陈公博、缪斌等汉奸案中，锋芒锐利，刚正执法，出手漂亮利落，广得同行老少的称道。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时，他被推荐升任为该庭庭长。官阶陡升三级，大大地鼓舞了他的雄心。此番他想抓住办冈村宁次这个难得的机遇大显身手，为自己铺下锦绣前程，同时也使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始料不及的是，他竟跌入了如此肮脏的漩涡，他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但他的请调报告没有得到上峰的允准。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4)
12月23日，各报都以欢呼的姿态，用粗大的标题报道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东条英机等七名大战犯已在东京被绞死！
不久，石美瑜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代电，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村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首他的衔名与文末“中正”的署名，使他明白，蒋介石已将他提拔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衔至中将；而作为报偿，他必须帮蒋介石放了冈村宁次。船驶近了孤岛，把你推下水，再抛给你个救生圈，由不得你不抱住救生圈往孤岛挣扎。
办完这件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就实施他下野的权宜之计，辞去总统职务，飞返奉化老家静想拳经去了。总统由李宗仁代任。这就是时机。这就是蒋介石高人一筹的歹毒之处。
蒋介石临走前，于1月21日正午约宴了五院院长。散席后在他离开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追了上去，口中连声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驻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颤巍巍地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在总统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不耐烦把手向后一甩：“你找德邻办去！”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满脸尴尬，慢腾腾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爱国将领杨虎城全家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张学良被软禁数十年。而杀中国人杀红了眼的一号大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竭力庇护下逍遥法外，1950年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这种绝对明确的两相比较，极生动地暴露了蒋介石一贯假抗日、真卖国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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