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既然不是那查氏夫妇所生，便算不得是六亲之内，所以马肃风寻思找这么户人家收养，待他到个十几岁自己便收作为徒，以道法化解他的凶煞之气。
第二天，村里就接到了通知，关于那场“赶英超美”的大炼钢铁运动算是落下了帷幕，一切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粮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于是乎，洪村的人们也停下了继续发掘“铁疙瘩”的生活，而关于那个发现孩子的地方则在第二天就塌方了，那座原本是峭壁的大山塌了半座，连同山下的将军庙都被埋了一半。
至此，马肃风便在五里铺一带居住了下来，搭了间草棚，也不暴露身份，除了饮酒之外，也就吃些粗茶淡饭，和一般农民无异。
我与查文斌出生相差两月，据说我出身的时候，我爷爷抱着他那本老黄历要给我瞧八字，说是得给取一个跟八字“合”的名字。父亲最是见不得他那一套，根本就不理睬，恰好生我的时候屋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父亲看着屋外的天说道：“下雨天生的，那就叫夏雨好了。”
而爷爷听到他给我取这个名字，更是急的不得了，他说我命中泛水，要是名字里再取个带“水”的字，那怕是要将来要受灾受难。父亲哪里会管他那一套，回头跟我爷爷呛声道：“我生的儿子，我做主，就叫夏雨！”
爷爷拿他没办法，气的直跺脚，指着我父亲的鼻子骂：“将来，你总有一天会后悔，这个名字会害了我的孙儿！”
每逢天黑做变的时候，村里的农妇们总会一路扯着嗓子一路狂奔着喊道：“下雨了！下雨了！赶紧回去收衣服啊！”
每每遇到这个时候，我总会冲出屋子对着村子里大声喊道：“哎，谁找我啊！”
童年的时候，我与查文斌并无交集，只是知道邻村五里铺有个疯疯癫癫的道士，时常会路过洪村买酒。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跟着他后头还丢过石头，那疯道士也不怪罪，倒是村上的李二爷经常会在这时把我们撵走，然后恭恭敬敬的送他回家。
我七岁那年夏天，一连下了一个月的雨，河里的水哗啦啦的都满上了公路。村子上边解放后曾经修了个水库，终究因为没能抵挡这大水决了堤，乌泱泱的洪水奔腾而下，随之而来的是水库里村集体养殖的鱼全都跑了出来，块头大的鳙鱼都有孩子大小。
我家那时候地势算高，门口是一片茶园，茶园前头是一道坎子，高约两米，再下去便是河埂。水库一决堤，那水就涨到我家茶园里头了，站在门口的我只记得好像是看见了有大鱼被冲进了茶园里，卡在茶叶树丛里。
我哪里受得了这种诱惑，光着赤脚冲了进去用手逮鱼，鱼是活的，自然是会跑。夹杂着泥沙的洪水一泻而下，水流速度过快，会让原本在平静水域的鱼类觉得缺氧，都是半浮在水面。鱼在前头跑，露出黑黑的背，我在后面撵，到处都是水，也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路，哪里是河了。
我只记得，我一个趔趄，一脚没踩结实就沉了下去。
后来的事儿，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在大约一公里的村子下游，我被人用网兜给捞了起来。据说人家是把我当成了大鱼，救上来之后，被人好一通按，总算是醒了过来，救了我一条小命，可是我却没来得及感谢人家。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谁也说不清，谁也道不明。救我的那个人第二天自己就被洪水给冲走了，连尸都没找到，而我只记得他叫阿发。
在我父亲的眼中，我坠河只是一次意外，但是在我爷爷的心中，这却是一场劫。
我爷爷说，他给我算过命，七岁这一年会有一次意外，弄不好我就没了，而意外恰好是跟水挂钩的。他说，原本这一次是要带我走的，但是那个救我的人给我做了一回替死鬼，是上辈子欠我的，这辈子来还债。如果我要还是不改名字，下一个七年，还得有意外。
他的那些话，小时候我听起来总是觉得虽然有些神叨，但却有些道理。
父亲虽然嘴上依旧不信，但心中有些后怕，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叫做夏忆。
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我父亲明明是个粗人为什么会给我取这样文艺的名字，其实他那是不得已要面子。
因为在浙江话的发音里头，“下雨”和“夏忆”的发音是极其相似的，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在和他的父亲继续斗争着，至少他喊起来还是“下雨、下雨的”，在面子上不至于输了我爷爷。
到了我读书的年纪，村里已经在原来齐老二家那块烧掉的老宅处盖好了新学堂。土地被平整过，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被刷成半白半绿的教室一溜的黑瓦，朗朗的读书声早就让人们忘记了那一年在此处发生的惨剧。
学校的选址多半是有意味的，虽然这是一个讲究无神论的时代，但是还是有很多建筑选址上参考了风水学。
洪村小学的选址，就是我爷爷定的。我爷爷是村里唯一一个和李二爷走得比较近的人，李二爷是个孤老，无儿无女，人很瘦，他俩经常在一起下棋扯天，偶尔也会见到那个疯道士跟他俩在一块儿。都说洪村的地下有东西，有的人洪村以前埋过一个皇帝，也有人说这里曾经还有一座皇宫，至少在那个年月，人们更多关心的还是口粮，至于那些传说，只是饭后打发无聊时间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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