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不行。”
伊娃咬牙切齿，尖声问道：“她是谁？”
“我只有一会儿工夫，伊娃，”斯佩德耐着性子说。“怎么啦？”
“她是谁？”伊娃朝大门点点头，又问一遍。
他把目光移开，朝街上望去。在邻近街角一个汽车间前面，有个矮小的年轻人，二十来岁，身穿整洁的灰大衣，戴顶灰帽子，懒洋洋地背靠在墙上。斯佩德皱起眉头，眼光又回到伊娃死乞白赖的脸上。“怎么啦？”他问道，“出什么事啦？你不该在晚上这个时候到这儿来。”
“我现在才开始相信了，”她埋怨说，“你跟我说我不该上办事处去，这会儿又说我不该上这儿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不该跟着你？如果你真是这个意思，干吗不痛痛快快说出来呢？”
“唉，伊娃，你没资格这样。”
“我知道我没这个资格。看来，凡是牵涉到你的事，我什么资格都没有。我原来以为我有的。我想你装出爱我的样给了我——”
斯佩德厌烦地说，“宝贝儿，现在没时间讨论这个。你找我干什么？”
“我不能在这儿谈，山姆，我能进去吗？”
“这会儿不行。”
“为什么不行？”
斯佩德不答理。 棒槌学堂·出品
她嘴巴抿成一条缝，在驾驶座上忙了一阵，就发动了车子的引擎，气冲冲地直看着前面。
等轿车开动了，斯佩德说：“明儿见，伊娃。”他一手拿着帽子，关上车门，站在路边，等到车子开走了，他才走进大门里。
布里姬·奥肖内西高兴地笑着，从长椅上站起来，他们一起上他的公寓房间去了。
第七章 空中的G字
他的卧室现在变成了起坐间，因为安在墙上的床已经翻起。斯佩德拿了布里姬·奥肖内西的帽子和大衣，让她在一张有垫子的摇椅上舒舒服服地坐着，然后打电话到贝尔维迪旅馆去。对方说凯罗上戏院去还没回来。斯佩德留下电话号码，要求凯罗回来立刻回话。
他在桌旁的扶手椅上坐下，开门见山地跟这姑娘讲起几年前西北部发生的一件事来。他讲话的口吻平铺直叙，索然乏味。没有什么地方加强语气，也没有停顿，只是偶尔把句子稍作更改，重复一遍。好像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每个细节都应该照当时发生的情况加以叙述。
一开头，布里姬·奥肖内西不大注意听，显然对他就此讲起故事来并不感兴趣，倒是有点觉得奇怪。她一心想知道他讲故事的用意，对故事本身可没胃口。不过他一路讲下去，讲到后来，故事的情节渐渐吸引了她，她听得出了神，一动也不动了。
一个名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人，有天离开他在塔科马【注】的房地产办事处去吃午饭，就此一去不回。他原约定当天下午四点以后跟人家去打高尔夫球，结果失约了。尽管这场球是他出去吃午饭前不到半小时主动约的人家。他的老婆孩子再也没看到过他。老婆和他应该说相处得还不错。他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他在塔科马郊区有自己的住宅，一辆新的帕克牌汽车。凡是养尊处优的美国人该有的生活用品他应有尽有。
【注】塔科马：美国华盛顿州西部港市。
弗利特克拉夫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七万美元。由于他在房地产买卖上经营得法，到他失踪那时候已经挣下了价值二十万美元左右的产业。他的业务有条不紊，虽然也有一些未了结的零星事务，足以说明他事先没安排好就失踪了。比如说，有一笔买卖，利润相当可观，原该在他失踪后的一天成交。他走的时候身边只有五六十元钱，人们怀疑他可能干了什么坏事，不然就是有了外遇，然而根据他一贯的生活习惯看来，两种怀疑都可以完全排除。
斯佩德说，“他这一走，就像个攥紧的拳头，手一放开，就没了。”
他正讲到故事的紧要关头，电话铃响了。
“喂，”斯佩德对话筒说，“凯罗先生吗……我是斯佩德，你现在能上我这儿——波斯特街【注】——来一趟吗？……是啊，我想是这样。”他看了那姑娘一眼，噘起嘴，然后很快地说：“奥肖内西小姐在这儿，要见见你。”
【注】波斯特街是旧金山市区一条东西向的主要干道，从市场街通往共济会街。
布里姬·奥肖内西皱皱眉头，在椅子里动了一下，不过没出声。
斯佩德把话筒放下，跟她说道：“他一会儿工夫就到。再说，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在西雅图一家大的侦探事务所里工作，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来了，告诉我们有人在斯波坎【注】看见一个人，很像她的丈夫。我上那儿去了。果然是弗利特克拉夫特，他在斯波坎用查尔斯——那是他的名字——皮尔斯的姓名已经呆了几年了。他经营汽车业，一年能净赚二万到二万五千美元，又有了妻子，一个小儿子。在斯波坎郊区有自己的住宅，逢到社交频繁的季节，还常常约人下午四点一块儿打高尔夫球。”
【注】斯波坎：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城市。
人家并没有很明确告诉斯佩德，找到弗利特克拉夫特以后该怎么办。他们就在达文波特旅馆斯佩德的房间里谈了一下。弗利特克拉夫特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给他第一个家庭留下的钱足够供他们过上好日子。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情合理。唯一伤脑筋的就是能否把这番道理对斯佩德讲清楚。他从来没对别人谈起过这件事，所以也用不着盘算怎样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这回他就试试看。
“我一听就明白了，”斯佩德对布里姬·奥肖内西说，“可是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不明白。她觉得这件事真是莫名其妙。也许是莫名其妙吧？不过结果倒还不错，她不想惹出什么流言蜚语，再说他对她耍了这么个花招之后——这是她的看法——她也不想要他了。于是他们悄悄离了婚，一切都皆大欢喜。
“原来当年他碰到的是这么回事：他去吃午饭时，经过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大楼，房子刚搭好架子。不知是一根横梁还是什么的，从八九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轰的一声砸在他身边的人行道上。紧挨着他擦过去，幸亏没碰着他。但人行道却砸碎了一块，这块碎片飞起来打在他脸上。虽说只擦掉一块皮，我看见他的时候脸上还留着个疤。他跟我说起这事时还用手摸摸这块伤疤——嘿，还挺有感情的——当然啦，他说，他那时吓坏了。不过他只是受了打击，倒不是真正的受惊。他觉得这就像有人把生活的盖子揭开，让他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似的。
“弗利特克拉夫特一向是个好公民，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这么做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只不过因为他是个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人。他一向就是被这样教养成人的。他所认识的人也同样如此。他熟悉的生活就是事事有条不紊、负责、踏实。现在，一根掉下来的横梁向他作了启示：生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好公民、好丈夫、好父亲，很可能就在从办公室到饭店这段路上被一根掉下来的横梁意外地送掉命。他那时意识到人们会惨遭横死，能活下来只不过是由于侥幸碰运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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