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要了解这些，有什么好问我的呢？”
“我们是想得到证实，如果你姐姐真是……”
“姐姐的私生活，我不知道。”
“可你的这位姐姐却窃取了国家的机密啊！”前原的话象锥子扎人一样，“对不起，我并不是在责怪你。”
前原感到自己的话太刺激人了，所以接下去又以缓和的语气说：“好吧，看来你确实不知道！”
亚希子在前原面前转过脸去，从座位上站起来。前原刚才的话就象是所有的日本人说给她听似的，直捅她的心窝。
（三）
由于空泽和东条的被捕，再次出现了要求制定国家机密法的气焰。正如前原预言的那样，这一法案的促进派以此为借口，大肆叫嚣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国防机密存在泄漏的危险，随即向国会再次提出了这一议案，摆出了一举干到底的架式。
反对派也没有保持沉默。新闻界、舆论界、学者、律师会、工会、市民团体和所有认为该法案会带来复活军国主义危险的人们，都声明要坚决反对，形成了开展共同斗争的声势。
国家机密法是从根本上与民主的根基——国民的“明事权利”相抵触的。如果那些以国家的名义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把一切与己不利的事都掩盖起来，只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告诉国民，那就不能称之为以主权在民为前提的民主政治了。
当权派的所作所为，如果国民察觉到其中存有私弊，那么，这种当权派就会成为独裁者，政治就会腐败下去，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
最新的例子就是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他颁布戒严令，剥夺了国民明事的权利，扼杀民主，把国家私有化了。
然而，一个独立国家，既然与各国有交往，秘密就只是附属品。当然，有关国防的秘密如果完全泄漏给了外国，特别是假想敌国和敌对国，那么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国家机构的组成也可以说是以秘密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就是秘密的巢穴。官员们借此来推行保身哲学，就是说，什么全都保密，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安全。所谓官僚主义，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官员优先于国民，也就是说，官员自身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政府部门和国家推行的秘密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如果国民不闻不问，国家就会自动地加厚秘密的墙壁，就会象一个球体沿着独裁化的斜面滑下去一样。国民要监视着他们，不让他们那么做，以保障国民“明事的权利”。而为这种权利服务的，就是新闻报导部门。
新闻报导部门有报导的自由，只要认为把真实情况报导出来对国民有利，即使政府单方声称这是国家机密，还是应该报导的。
过去曾发生过《每日新闻》的记者因暴露了从外务省事务官那里得到国家机密，而被问成违反国家公务罪的事件。可是，在保护国家机密和国民有“明事的权利”这两个问题上，政府和新闻舆论界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新闻舆论界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挑战，对此，政府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当时，作为导火线的国家机密，还不具有损害国家安全和信用的性质，所以被捕的当事人得到释放。后来政府就有关国民“明事的权利”和报导自由问题表明了态度：“是否应该真正作为机密，有必要根据国家的利益，做出客观的判断。至于什么是国家的利益，这要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由国民来做出决定。”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是新闻记者，因此报导自由的问题被推到了前台，而国家机密法问题却被掩盖住了。何况拿到机密的新闻记者并未进行间谍活动。
新闻记者到手的机密文件没有见报，但交给了在野党，成了政治上论争的工具，使政府遭到了攻击。如果文件传到了假想敌国，那么，肯定会发展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态。国民“明事的权利”将被拉下来，国家机密法问题将被推上去。新闻界也无法结成统一战线，舆论界也就无法干与了。
当然，机密资料不仅会落到共产党手里，还包括社会党在内。
国家机密法与国民“明事的权利”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设立了国家机密法，国民“明事的权利”就会被扼杀。政府对利用国家机密法仍不足以对付国民“明事的权利”和报导的自由，一直是切齿痛恨的。而这类事件就成了政府和有关人员执意制定国家机密法的根本依据。
这次与过去不同，被窃的机密是明显有损国家安全的国防最高机密。因此，国家机密法的促进派认为奇货可居，而把有所收敛的锋芒又露了出来。
反对派鉴于国家最高机密被窃，斗争的旗号黯然失色，没法再挥舞“明事的权利”这面锦缎大旗了。与外务省泄漏机密时不同，政府与反对派的立场逆转，过去在“明事的权利”和报导的自由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各新闻报导单位现在四分五裂了，甚至某家全国最大的报纸，居然发表暗中支持该法案的社论，说什么“为了国家的生存，保护国家机密，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
被逮捕的空泽和东条以违反自卫队法于8月30日被起诉。起诉后，又根据律师团的请求予以保释。
审判官在律师团提出保释要求时，征求检察官的意见，问是否可以保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尊重检察官的意见的，能够获得保释，说明检察官表示了“可以保释（请多关照）”的意见。
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被窃的间谍事件当事人能够获得保释，这使人深感意外。大凡此类事件，由于物证很少，而且有可能隐藏和销毁证据，当事人之间也有可能串通或逃亡，因此，保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没想到在这极少可能性的事件中，两个人居然被保释出来了。
爱国的骗局
（一）
“有一家能吃到名菜的店家，能陪我一起去吗？”
出席某家大出版社举行的文学奖酒会后，在回家的途中，新城对亚希子这么说。
往日与新城关系密切的某作家得了奖，所以他才来到这好久没有来过的市中心饭店的。
“我能去吗？”亚希子说话时仍在想刚才见到的情景。象新城这样有名的插画家跟自己这么说话，当然心里很高兴。但那些老资格的编辑和特意从银座请来帮忙的人聚在一起，那种高级场面使她非常拘谨。
“不，不，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新城很热情地邀请着。
亚希子也很喜欢他。虽然他是插画界的名流，但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对什么人都是那么体贴入微，实令人难忘。他对跟前的一些人特别亲切，从不以俯视的角度看人，而总是站在低的立足点上去观察社会和人生。从新城这种目光里能感觉出对亚希子的好意。
新城带她去的店家是赤坂的“无量庵”，被领去的房间也是和空泽来过的楼上有柜台的那个小房间。亚希子发现这是第二次来这里时，感到有些扫兴，但她装作是初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店里的人前来寒暄，还是会露出马脚的。幸而来的是另一个女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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