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准确说出了人头在哪儿，那这通自供是被逼写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凶才知道的秘密。
“我刚才说过，当时警方对我丈夫严加拷问，一会儿让他说埋在了这儿，一会儿又让他说埋在了那儿。整整两个月，警察每天带着他在姬安岳里来回转悠。每次发现可疑地点，他们都会说是我丈夫说的，然后就到处挖。他们不知在山里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测的那条我丈夫从现场逃回家的路线挖了个遍。当时当地市民群情激愤，嚷着要警方尽快将如此残暴的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连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来顶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开始审理，就是因为找人头花费了不少时间。”
“那后来找到了吗？”
“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
“没找到啊……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眼见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说我丈夫将人头埋在山里某处的说辞，转而改口声称我丈夫拿着人头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后人头被山里的动物叼去了。最后在法庭上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案情陈述时，他们还是没有提这一点。”
“判决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里都没有提人头的去向。”
“被忽略了吗？”
“是的……他们应该全盘接受了检察官的话。”
这种事的确很普遍。地方法院审理案件时会偏向于检察官的意见。尽管出于特殊立场，吉敷不能对此事进行批判，但若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也不喜欢这样的倾向。别的刑警怎样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谨慎的法庭审理，不想看到为了迎合检察官，连案子都没彻底查清就下定论的黑色判决。
“他们说人是在五点前后被杀的，对吗？”
“是四点前后。”
“四点前后？你丈夫提着人头下了山？”
“对，那时候天还亮着，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里提着人头，会被人看到的吧。”
“确实如此。但是，警察说或许我丈夫当时把人头装进袋子里了。后来还把家搜了个遍。当然，最后只是空手而归。”
“目击者是怎么说的呢？”
“二审时才出现的目击者并没有提到人头或袋子之类的事。”
“镇上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人说曾经看到你丈夫回家？”
“没有。只有我丈夫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但那孩子没出现。”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在从杀人现场回家的途中，没有人看到过你丈夫？”
“没有。不过我丈夫可没有杀人，他不是从杀人现场回来的！”
“是我失礼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盛冈真的那么荒凉吗？”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过，只不过对方不愿出面。加上一审二审的时候没这个必要，警方就没去寻找。”
“哦……这件事就这么搁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当年的目击者根本无从找起，如今盛冈那边都几乎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的确如此，吉敷就从未听人说起过恩田事件。
“或许那些目击者的记忆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叹道。
“是的。二审的时候目击者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毕竟过去十三年了。为了避免被指控做伪证，他们就一味重复自己在一审时的证词，可他们全都遭到了检察官的威胁啊！”
“那种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说道。
“啊？”
“证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虽然看起来她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却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不过她应该只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吉敷起争执，并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观点——她也丝毫没有同意的样子。
“凶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头，就应该有这么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说道，“凶手不可能只是为了恶作剧就把死者的人头砍下带走。一定有他这么做的理由。”
吉敷并没有加一句“对吧”来征求对方同意的意见，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担，从不寻求他人的意见。就算别人能帮忙出主意，最后的判断也还得由自己来下。
吉敷想了想，接着问道：“有关人头的问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没有提过半句？”
“他们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他们只管结果。”
“结果？”
“嗯……”
“那关于脖颈上的断面他们是怎么说的？”
“说是用柴刀砍断的。”
“哦，他们肯定吗？”
“听说当时九州那边刚好发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断死者手臂的杀人案，负责那起案子的大学老师也参与我丈夫这起案子的尸体鉴定工作，他说那样的伤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只是说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过，那位老师说凶器上应该没有金属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属箍的。”
“那么被害者……记得是叫河合，对吧？他们家没有柴刀吗？”
“不清楚。我想应该有吧，毕竟是在伐木场。”
“可是检察官说从你们家储物间搜到的柴刀才是凶器，是吧？”
“是的。他们说那把不知多少年没人用过、上边沾满灰尘的柴刀是凶器。”
“凶器上沾满灰尘，还没有血迹，这些疑点你们就没反应过吗？”
“没有……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都一直在争论精神鉴定方面的事。”
“这可不妙啊。”吉敷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寻思冤案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当时，律师是想通过精神鉴定来达到减刑的目的吧？”
“没错。他说所谓审判，只要刑警和检察官的意见达成一致，法官便无法违逆了。反正现在判决是由警方说了算，那还不如求法官网开一面，明确表现出愿意改过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经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况极为不利。本井律师在一审时就对我说，想要救你丈夫，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确凿，很多时候他都在想，这种案子法官直接判决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审理时，他都不会对律师的辩解提出异议。但说实话，这样处理获得减刑的并不在少数，其中甚至有情节十分恶劣的案件。
不过这种事无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别提和律师谈判了。如果遇到手头同时有三四十件公诉案等待处理的律师，更会直接认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检察官和刑警送来的被告干的。这样一来，冤案的发生就无法避免了。这一点吉敷并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审判才设有三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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