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釜石矿山的尸体，于五月四日被发现，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马矿山的尸体，然后是三具埋得较深的尸体，十月二日发现里在小坂矿山的尸体，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生野矿山的尸体。至于大和矿山的尸体，则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发现。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谈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觉得毫无容身之地。然而，让我从无地容身的状况下得到解脱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如绘。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半。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车站前的品川旅馆时，被警方逮捕。品川车站属于高轮派出所的辖区，所以破案的功劳，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获得。由于阿部定案的侦查总部设在尾久警局，所以当夜双方的刑事组员，都围者安藤，举杯同贺，所有高轮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里。我才得以喘一口气。
六月，我得到阅读梅泽平吉的手记的机会。平吉的手记被誊写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间传阅，因此才得知有关制作阿索德的想法。不过，我对于这个手记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由于我是当事有，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娇小的少女，被切断二、三十公分之后，搬运起来格外方便。因为，当时我一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凶手之所以毁尸，主要是为了运尸方便。不过，至于为何要分别弃置于不同的地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从此，我深深迷上这个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我个人的结论是：凶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制作阿索德，而对六名无辜的少女遽下毒手。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实在无法解释这个命案的杀人行为与动机。而我，竟成了这个狂人的助手。
不过，我仍有不解之处。就算弃尸地点有西洋占星术上的特殊含意，但是为何大和与生野的尸体，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细仓的尸体又为何不加掩埋？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术脱不了关系吗？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来调节被发现的时间呢？不过，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处的尸体，要较慢被发现呢？这三具尸体，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腐烂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在埋葬尸体之前曾经检查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理在别的矿山，或离矿山较远处，即使挖的洞很浅，也不容易被发现。说起来都因为有了平吉的手记，才会较早被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记所述，弃尸于产相关金属的矿山呢？其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归咎于占星术，或疯狂的行为吧！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认为梅泽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个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间谍，那只是凶手假借地下组织之名引我上钩，为他处理尸体的手段。不过，一枝的行动又该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动引起的。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钩？我虽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凶手无意中发现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不过，这也不太合理，因为阿索德命案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凶手早已决定杀害六名少女，然后考虑了许久，才找到担任运尸工作的最佳人选——我。因为，既拥有驾照，运尸时即使被发现，也能随口搪塞过去的，除了警官之外无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称是医生或科学家做为研究之用，也很难逃脱罪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会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凶手一伙的，她的任务就是引诱我，使我自投罗网。
那么一枝为何会被杀呢？不，这个问题本身即有矛盾。凶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来威胁我，就表示一开始就决定置她于死地。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难逃一死，还愿意为凶手做如此大的牺牲吗？或是凶手并未告诉她实情，而以别的理由说服她？那么，那又是什么理由呢？既然早已预谋杀人，除了逼我为他运尸之外，还有什么理由？也许一开始时只是预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关系，作为威胁我的利器。至少，凶手是让一枝误以为是这样的吧？
不过，这样的理由也牵强。以我和女人的暧昧关系，来威胁我，事实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更何况不是我去强迫她，而是她来引诱我的。
此外，我又突发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论：一枝就是凶手，她杀了六个人，并预先写好那封匿名信，然后故意引诱我，再故布疑阵造成他杀的假象而后自杀。——因为我只收过那封信，之后就再无任何联络。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辩驳一番，却因为信封上并无寄信人的地址，使我无法回信。于是我不禁怀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无法再来信？
不过，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可能。首先，一枝是被击伤后脑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镜台沾上血迹（她的身体均无其他外伤），也不可能做出类似后脑部被重击的自杀行为吧！况且凶器显然是玻璃花瓶，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他杀。
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就是我最后见到一枝时，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个姊妹已被证实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一个已死的人怎么可能行凶呢？
我是个倒楣鬼，平白无故地被卷入这桩诡异、荒谬的事件，被迫成为神秘凶手的共犯。一般说来，无论任何刑案，都会随着时闲的消逝，而自人们记忆中褪色，但这个案子却是例外。战后不久，这一连串的命案，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许多读者在看完书后，也纷纷把他们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资料，寄到侦查刑事组。每当同事从小山般的投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发出欢呼时，我就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看来，我只有到退休后，不，即使退休，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
我被调任到樱田门侦查一组，也可算是运气不好。现在的一组是专门负责纵火案件，和帮忙处理火警现场的单位，但是当时的一组只有四十六名组员，却还要负责现在三组、四组负责的欺诈、防火、不良份子、强暴、强盗案，因此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事件。当时高轮署的副长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稳与经验，就调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组，专门负责处理诈欺案。
昭和十八年时，战事十分激烈。对我而言，负责处理诈欺事件，真是另一种不幸。因为我不得不对那个曾借我凯迪拉克的建筑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扩大。
由于空袭频繁，警政署也各处疏散，我们遂移驻于浅草的第一高女。当时，我真宁愿自己被徽去当兵，战死沙场。不过，由于干部均需留守，所以尽管许多同僚都开赴战地，我却接到缓召的通知。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
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儿子文彦，日后竟也选择了警察这一行，女儿美沙子也嫁给警察。至此，我的苦恼更是有增无减。
由于我是没犯错、不请假、不迟到的模范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级考试都通过，在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视之职，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警察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却是退休之日。虽然大家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不过，对我来说，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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