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没有性行为，但他有性暴力。
前两个案子都发生在停泊区的旧商圈, 那里是停泊区著名的红灯区，发廊和按摩店连成几排，女孩子都坐在玻璃门后面，穿着吊带丝袜等着被挑选。
一号被害人叫吴琼花，她给自己起名叫阿琼，在一家叫作“粉色梦”的发廊里就业，最初被老板和嫖客称为“二等货”。她在2155年的时候给一个来停泊区炒楼的老板当小老婆，当了四年，老板因为受到南北联盟局势的影响破产了，把她留在停泊区，自己跑了。她当时已经怀了孕，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留给父母，自己又回到停泊区在发廊里继续赚钱。
吴琼花在旧商圈的城中村里租了间房子，平时也会在那里接客。她的尸体是发廊老板发现的，人连续两周没有工作，发廊老板找到家里，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现场照片保存得很好，晏君寻还能看清吴琼花房间内部的所有摆设。她的房间很破旧，卧室也是客厅。床上很乱，被子被踢到了床底下。桌子是老样式，木质的，凶手曾经把她的头往桌子边角上撞，那里还有残留的血迹。但凶手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卫生间，他把吴琼花拖了进去，吴琼花挣扎过。督察局在卫生间的门框上找到了她的指印，还有她断掉的指甲。
“他有专门用来作案的凶器，”晏君寻脑袋里的思绪开始活跃，它们分布在那些照片上，像是群训练有素的警犬，仔细地搜寻着细节，“他喜欢……享受这个过程。”
凶手没有立刻把被害人弄死。他总是把现场搞得乱七八糟，这是他的示威方式。
“是的，”时山延握着水杯，“他走进别人家，把主人从床上拖了下来，然后给督察局留了一地的血。”
那些血迹走向都不自然，是凶手有意涂抹的。他在卫生间里做了很多事情，折磨被害人似乎能让他感觉很好。督察局的鉴定结果显示，他把卫生间里的牙刷塞到了吴琼花的身体内，但是他没有脱光吴琼花的衣服——他没有脱光任何一个被害人的衣服。
“他在被害人死后，给被害人套上了塑料袋，”晏君寻盯着照片，“再把被害人摆放在门边，让她看着房门，看着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这个人迫切地需要被关注，他总是在强调这件事，仿佛不干点什么，别人就看不到他。值得注意的是，凶手划破了吴琼花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吴琼花和炒楼老板的合影，吴琼花把它挂在墙壁上，假装自己结过婚，有过家庭。凶手对此很愤怒，他把它划得稀烂。
凶手还给督察局留了信，他在吴琼花的塑料袋里塞了张字条，写着“再见”。
再见。
晏君寻打量着那张字条的特写，它是从吴琼花房间内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写得很工整，像是交作业的小学生。凶手犯案有计划，他想要得到督察局的关注，可惜的是当时南北联盟在打仗，这案子就像掉进深潭里的小石子，只溅起了很小的水花。
于是凶手在同年十二月继续犯案。二号被害人叫作李思，在停泊区旧商圈的按摩店工作。她和吴琼花一样，在店里排不上名号。她在按摩店干了将近七年时间，2160年时离店单干，在红灯区的城中村租下间房子，靠老客户拉拢生意。但那年北线联盟整体经济下滑，失业、破产的人很多，她到最后不得不上街招徕客人。
因为李思是单独住，既没有亲戚，也没有老板，所以直到一个月后，她的房东上门要钱才发现她死在了家里。
光屏上的照片切换，那些红色让晏君寻觉得嘴巴里都是血腥味。他摸向裤兜，时山延已经递来了棒棒糖。
这种想干什么都能被发现的感觉真不好。
晏君寻在时山延开口前接过棒棒糖，迅速地剥开送进嘴里。他知道了，最好不要给时山延开口的机会，否则麻烦的是他自己。
李思的房间照片比吴琼花的要更加多，因为她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她的房间和吴琼花的房间风格迥异。她很喜欢购物，劣质衣架挤满了客厅，到处都堆放着她的衣服。她遇害时没有睡着，可能刚接过客，脸上的妆都没有卸掉，身上还穿着带有亮片的情趣内衣。
“他可能有强迫症，”晏君寻看着看着逐渐蹙眉，“他把被害人拖进卫生间杀掉，又把被害人拖回客厅的墙边放好。”
凶手对被害人的注视有种病态的需求，他总是要她们跪着看自己离开。
这畜生受过什么刺激？他被人踹出门过吗？这感觉就像是小孩的报复，把自己的不满全部发泄在与自己无关的人身上。
“他也许是想要战胜别人的目光，”时山延抬指点了下屏幕，“他讲话不利索，有点口吃，语言组织能力也很差，在公众面前有种报复式的表演欲望，把自己装得很凶残。”
反社会人格有种全能掌控的特性，沉迷其中往往会变成悖德症，把战胜否定或有可能否定自己的人当作乐趣。他们往往没有道德底线，无视社会伦理，坚持追求自己的快感，以此得到活着的感觉。
这个凶手的作案步骤很单一，折磨受害人，摆弄受害人的尸体有可能是他的杀人目的之一。他在通话里表现出一种强行自信的不自信，那些沉默都是在思索，他不想让自己糟糕的回答把自己的形象搞砸。
他其实很胆小，甚至不敢脱掉被害人的衣服。他还在模仿做爱，把那些东西插入被害人的身体里，证明自己懂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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