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埃德蒙·霍伊尔（1671—1769），牌戏技术书著者，著有《惠斯特牌戏浅说》并为十五子棋制订规则。——译者注
分析能力不应与单纯的机灵混为一谈，善分析的人必然是机灵的，可机灵的人往往未必善分析。能够体现机灵的那种善推定的能力，或善归纳的能力（颅相学家们将其错误地归于一个单独的官能，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官能）常常在一些近乎白痴的人身上出现，这一点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普遍注意。其实，机灵与分析能力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比幻想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更大，只不过这两对矛盾体有许多特征非常相似罢了。不难发现，事实上，机灵人必然充满幻想，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却绝不会不善分析。
下面的故事将会说明前面的论述，供读者参考。
18××年春夏之间，我寓居巴黎，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古斯特·杜邦的先生。这位青年绅士出身名门旧族，但是由于命运的阴错阳差，发生了种种变故，使他家业中衰，落得一贫如洗，于是他精神上也一蹶不振，不再奋发自立，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他的债权人对他还算客气，竟给他留下一点财产，他就靠着这一小笔财产的收入节俭度日。他量入为出，当然不会有盈余。他的唯一奢侈品是书籍，而书籍在巴黎是很容易弄到的。
我与他的首次邂逅是在蒙马特街的一家冷清的图书馆里。由于我俩都在查找同一本非常稀有的好书，我们就认识了。此后我俩常常来往，他以他那种法国人谈到自己时所特有的坦诚向我讲述了他家的历史，我对此极感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此我十分惊异。我尤其为他那生动的想象力所感染，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这种热烈新鲜的想象力点燃了。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找素材，我觉得与他这样的人交往对于丰富我的素材是极为有用的。于是我将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我们最后决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同他住在一起。我手头比他宽裕些，于是他答应由我来租房子，买家具，把房子布置成我俩都喜欢的低调风格。我们租的是一幢风雨剥蚀但却别有风味的大房子，位于偏僻的圣日尔曼区。由于迷信的缘故，这幢房子久无人住。
如果有人知道我俩在此的日常起居，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疯子，也许只是看成一对不伤害别人的疯子。我们不与外界来往，谢绝任何客人。实际上，我甚至没把这个地方告诉以前的任何一位熟人。而杜邦呢，他有好几年不同人来往了，巴黎没有什么了解他的人。我俩就这样孤独地生活在一起。
我的朋友有一种奇癖（我只能这样称他的这种癖好），那就是喜爱黑夜，无缘无故地喜爱黑夜。我也不知不觉地受他感染，喜欢上了黑夜，就像我染上了他的别的癖好一样。我开始和他一样地狂想。虽然长夜总有尽头，但我们可以假想它永远存在。天将破晓时，我们就关上房子里所有的大百叶窗，点上几枝香味极郁的小蜡烛，让蜡烛发出鬼火般的淡淡微光。在这种人为的黑夜中，我们沉缅于白日梦之中——看书，写作，聊天，直到钟声告诉我们：真正的黑夜已经降临。然后我们便跑到街上，手挽着手，继续聊白天所谈的话题，或者四处游逛，在这人口稠密之城市的灯光下，黑影中，以冷眼的观察来获得精神上的刺激。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杜邦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分析能力，使我不禁颇为钦羡。当然了，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上我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分析能力。他显然也很喜欢运用他的这种分析能力，毫不掩饰自己分析正确时所产生的快乐，尽管这算不上是一种卖弄。他常小声咯咯笑着向我夸口说，在他看来，人们的胸口都有一个窗户，所思所想一望便知。接着他便举出一些惊人的例证，来说明自己的这种看法。每到这时，他就变得态度冷淡，神色茫然，面无表情，就连他那平时很圆润悦耳的男高音嗓音，也尖锐了起来，发出颤声。若不是他那深思熟虑而发音清楚的语言，单听他那嗓音的变化，还真会以为他在同人怄气呢。每当我看到他处于这种情绪中时，就会暗暗想起古人所言的“双重人格”，我也就不由想象着一个两面性的杜邦——既有创造性，又有分析力。这时我便感到非常有趣。
读了上述内容，请读者不要以为我在讲什么神秘的故事，或在写爱情小说。我所描写的这位法国人的种种行为，其实是受了刺激的结果，或者是心智变态的结果。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举个实例，让读者来了解他这种时候的谈吐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天晚上，我俩在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长街散步，显然我俩都在沉思，所以至少15分钟两个人都未发一语，杜邦忽然打破沉默，说道：“他的个子很矮，没错，在杂技场演杂耍倒挺合适。”
“说得对，”我信口答道。由于我一直在沉思冥想，所以竟未意识到他所说的与我所想的完全不谋而合。过了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不禁大为惊异。我严肃地说道：“杜邦，这我就不明白了。换句话说吧，我感到很惊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我故意欲言又止，想看看他是否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在想尚蒂利，”他说，“你何必停下来不往下说？你刚才想的是，他个子那么矮，不适合演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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