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汉人，听她们主仆两人如此对话，不禁有些尴尬。
楚楚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满含歉意地向我躬身：“大哥，我不是有意提起这些，只是教下人们做事。”
我摇摇头：“楚楚，你说得很对，这道理对汉人、苗人、天下各族人都适用。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连过去的历史都理顺不得，那么等待这一人、一族、一国的命运，就真的只能是毁灭一途。你这么年轻，能对人性认识得这么透彻，也真的很不容易。”
楚楚笑了笑，挥手吩咐血胆蛊婆：“你去，马上把殡仪馆那边的影像资料送过来，我和大哥研究研究。”
在楚楚面前，血胆蛊婆不敢放肆，向我们两个各行一礼，然后开门走出去。
关于“蛊”这种奇术，古今中外传闻太多，最后已经到了怪力乱神的地步。
所以，我在这里只举自己看过的有据可查的资料来解释它。
最早关于蛊的文字记载来自于殷商时期，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对蛊的制作过程作了，即在一个“皿”形的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
之后《隋书?地理志》中记载：“造蛊，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李时珍集毕生精力所著《本草纲目》“虫四部”集解引唐代的陈藏器原话记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宋代郑樵《通志》中记载：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
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中记载：经书所载蛊毒有数种，广中山间人造作之，以虫蛇之类，用器皿盛贮，听其互相食啖，有一物独存者，则谓之蛊。
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中记载：两广山间人以蛇虺、蜈蚣、蜒蚰、虾蟆等百虫，同器蓄之，使其自相食啖，胜者为灵以祀之，取其毒杂以菜果饮食之类以害人妄意要福，以图富贵，人或中之，证状万端，或年岁间人多死。
清张泓《滇南新语》中记载：蜀中多畜蛊毒，以金蚕为最，能戕人之生，摄其魂而役以盗财帛，富而遣之，谓之嫁金蚕。”传说金蚕蛊形状像蚕，通体金色灿烂。他这种说法应该是援引自唐人资料，因为唐代人认为金蚕蛊“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故民间称之为“食锦虫”。
自古以来，中原人一直都是谈蛊色变，并且连带对于苗疆人也一向都敬而远之。尤其是在古代，官场对于苗人下蛊深恶痛绝，并因此引发过无数次恶性事件。由此可以看出，苗人一直在中原不受欢迎之极。
到了现代，在唯物主义的思想风潮之下，蛊这种东西对这个世界渐渐失去了震慑力，因为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先看到再相信，绝对不会将虚无缥缈的东西传得尽人皆知。蛊发挥威力的时候毕竟是少数，偶尔有些“中蛊”事件发生，其起因也被解释为细菌传染、突发疾病之类，连死者家属都不愿意去追踪其特殊原因。
于是，蛊越来越被掩盖，被现代的西洋医学以各种让老百姓相信的原因解释过去。
此刻，如果换了另外的人单独面对苗疆来的楚楚，只怕早就双腿颤栗，恨不能多路逃之。可是，我没有这种担心，只因为我从楚楚眼中看到了一种真诚的希望之光。
实际上，按照哲学家的理论，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找到知己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是隐形的。但是，或多或少的，人类都在毕生进行着这样的寻找。
现在，我从楚楚眼中看到了她的孤独，也看到了她每次注视着我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第69章 水淹七军（3）
“楚楚，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法治社会，任何触犯法律的行动，都会招来警察。所以，我们做任何事之前，都必须考虑得周到一点，免得弄到最后，难以收场。”既然她尊称我一句“大哥”，我当然要以大哥的身份来提醒她。
“是，大哥。”楚楚向我躬身行礼，嘴角浮起微笑，“不会出事的，因为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殡仪馆里，也就是你去过的那个小杨树林。下午，你们刚刚离开殡仪馆，早就潜伏在那里的血胆蛊婆等人就动手了。不过我们不着急，我已经让她去拿当时战斗的录像资料，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她说的‘水淹七军’情况了。”
我初次见到血胆蛊婆是在曲水亭街老宅里，从她说话的口气来看，似乎她一直都潜伏在济南。
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楚楚一行人并非冒然闯入济南，而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在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大概只聊了两三分钟，血胆蛊婆就已经返回。
除了手里的一部笔记本电脑之外，她还带回来一个新消息：“少主，有人送信过来，是青岛人派来的。我把她留在我房间里，等您接见。”
楚楚挥手：“先把电脑调好，把资料放给我大哥看。”
血胆蛊婆不敢耽搁，马上打开电脑，点开了一份视频文件。
画面一出现，我就认出来，拍摄地点是在正对杨树林的一个高点。更确切说，拍摄者所处的位置就在我、唐晚、齐眉谈话的侧后方。因为其拍摄位置较高，所以画面中能够清晰看见哥舒水袖所居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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