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杜舍母亲叶凤媛的杀人案，组织内部也有争议。
“处决派”认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叶凤媛杀人案的细节，也有很多站不住脚，当年都处决了犯罪分子，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而“约束派”认为，那起案件发生在1983年，十多年前的技术手段，能够达到的也就是当时的水准。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证据链条同样是完善的，所以并没有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对警方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希望社会法治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争议发生了很多次，但是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
当然这几份会议纪要也不全都是两种意见的交锋，还有一些内部调查会议的纪要。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在董乐被宣判死刑之前，守夜者组织的职权就已经被停止了。因为根据董乐的供述，他不仅盗用了傅元曼的数字身份证书侵入了组织内部系统，并制造了自己的假身份，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杜舍被押解的时间、航班号和目的地，甚至知道他们乘坐在飞机上的大致位置。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些信息是部里下发的机密文件，而作为董乐这样的组织内部实习生，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
一个保密的组织连它的内部信息都不能做到保密，那么要这个保密组织做什么？此事牵涉甚广，所以公安部决定，要求守夜者组织停职检查。
寥寥几份文件，也看不出当年守夜者组织经过了多少次检查和内部调查，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而结合去年傅元曼、萧闻天和唐骏的那次谈话，萧望和萧朗大概知道了几位长辈心存憧憬的原因，那就是一种壮志未酬而又恰逢时机的感受啊。他们瞬间也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陡增。
显而易见，从当年守夜者组织被停职开始，虽然没有撤销该组织的命令，但是一直也没有恢复行使职权的命令，直到前不久的大沙盘演习。而在这漫漫二十几年的时光里，守夜者的老成员们几乎全部离开了组织。
尤其是到1996年《刑诉法》修正案颁布实施后，那些持有“处决派”意见的成员更是纷纷辞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自谋职业。
唐骏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辞职，并应聘到大学去担任心理学副教授的。而另一些守夜者组织成员，不愿意离开警察队伍，也不可能在这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内部闲着，所以通过组织程序，调离当时的岗位，到公安机关其他岗位上，继续做着“背抵黑暗、守护光明”的活儿。萧闻天就是如此，虽然当年因为押解过失受到组织上的严重警告处分后，他离开守夜者组织，去南安市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他破案无数、功勋累累，也最终成为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长。
不论寻找了什么样的出路，在1996年3月份左右，守夜者组织就处于完全解散的状态了。而五十二岁的守夜者组织组长傅元曼，在受到记大过处分、降职降级处分之后，也办了病退的手续，成了一个空壳组织唯一坚守的光杆司令。
这些材料，把大家拉回了那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代，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年法治精神争议过程中的硝烟，更是让大家回顾了守夜者组织衰败的历史原因。现在年轻的他们需要重拾组织荣耀，却不知道自己能否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往开来。
“我总觉得，当年董乐的调查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凌漠说，“以现在的心理学理论看，确实只能证明杜舍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心理是很有问题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他的精神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你的意见正确与否，我们还是得考虑法律时限的。”萧望说。
“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通过询问杜舍来获取哪怕一丁点儿的信息？这也比毫无抓手要强得多。”凌漠说。
“对对对，问一下总比不问强。”萧朗此时已经忘了之前也反对过凌漠这个建议的事情了。
“问一个精神病人几十年前的故事？我担心会误导侦查。”萧望迟疑道。
“我刚才说了，他可能精神上正常。”凌漠反驳道。
“看那笔记，就是没病。”萧朗说。
“还有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的‘社会功利性’。”凌漠说，“如果是意识不自知的人，很难做出有明确社会功利性的行为举动。你还记得组长和我们说的故事吗？当年在那个山洞里，有麻绳。你说，杀人就杀人，为什么要带麻绳？”
萧望摸着下巴，说：“既然有专业的精神病鉴定部门，那就应该以法律文书为主，合不合理就不是我们该考量的事情。”
“如果没有互相监督、环环相扣，仅仅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那还有真正的正义吗？”萧朗抢着说道，“无论有多么专业的鉴定文书，那也要办案机关予以采信，才能有法律效力。”
“可是法律采信了。”萧望说，“法官的判决依据就是这份鉴定书。”
萧望继续说：“我们与其质疑精神病鉴定，不如继续固定我们现在的线索。”
“这倒也是。”萧朗说。
“我还是需要争取一下去询问杜舍的机会。”凌漠再次转头对萧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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