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稀少的一点点证据”之一，就在离我们战斗的地区不远处。哈罗知道一个地下秘密城市的地点，就在阿尔甘达卜山谷北部，与喜马拉雅山麓交界之处。他是在一本名叫《无名祭祀书》的书里读到它的，作者是弗瑞德里希·威尔赫姆·冯·容兹，1845年在英国布莱德维尔出版，他那本是在离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古董书店里买的。在这本一千多页的书里，描述了一条峡谷，它通往一个洞穴，里面坐落着一座被称为塔奥的城市，它未受人侵扰，街道与房屋都保存完好，也没有被风雨侵蚀。冯·容兹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地方，他只是引用了一些其他原始资料中的报道和古书里的模糊文字。不过，他很确定这座城市真实存在，哈罗也相信这一点。
当我们在救援部队的陪同下，准备行军去坎大哈时，哈罗来找我，提了一个建议。
“看，华生。我们都走得累了，被战争搞得精疲力尽，我们该休息一下了。我有个想法。我们当然得回坎大哈去，但假如我们去时稍稍绕点路，你觉得怎么样？有几个人打算一起去。你很可靠，在必要时会发挥作用，而且有个外科医生跟我们一起去也挺有意义的，可以以防万一。”
“你这么说是打算做什么？让我们逃跑？”
“小声点。不是逃跑，就只是……改个道。如果我的计算没有错误，那都要不了我们一个星期。最多也就十天。我们可以说是不小心掉队了，然后弄错了方向，最后迷了路。等到周日之后，我们再去坎大哈，只要装出一副羞愧的样子，没人会多想。如果上面追究，我会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我爸是罗伯茨陆军元帅的好朋友，所以如果我们真碰上了什么大麻烦，我也能动用关系把事情压下去。你怎么说？”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打算带我们绕道去哪儿？”
“你猜不出来？”
我猜得出。答案显而易见。
塔奥。
于是我答应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要么就是哈罗说的那些故事，尤其是塔奥的故事迷住了我。离这城市如此近，却不抓住机会去瞧一瞧，这让我觉得有点有悖常情。
就这样，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我们一组人在大部队重新起程时故意掉了队。我们在部队前进时徘徊不前，走路极慢，直到马蹄、人靴、马车轮和大炮弹药车扬起的尘云将我们彻底遮蔽。而当这些灰尘终于落下时，大部队的其他人早已跑远，根本看不到了。
我们将阿尔甘达卜河富饶的河段留在身后，沿着这条河一路向前，进入贫瘠而嶙峋的丘陵地带。我们有水，有储备粮，我们相信哈罗上尉的调查，也有越野识图的技巧。七月的骄阳似火，空气炽热得犹如剃刀，只不过三天时间，我们热切的小小越轨冒险行为变成了艰难跋涉。普通部队里来的人开始抱怨，甚至连我都担忧起来。哈罗劝说我们继续向前，像条史宾格猎犬似的充满活力，但他对探险的热情已越来越难感染他领导的这些人了。或许，我们在想，这一切都不过是个错误。哈罗看起来像是很确定我们要往哪儿走，但是仔细想想——失落的地底都市；一本讲述早已不复存在的宗教的书；更糟的是，这本书还是个德国人写的。谁又能保证，上尉带我们干的一定不是徒劳的？能证明这个塔奥确实存在的证据极其有限，不过是一本大书里的几行文字，而这本书，光看它的书名，就让人忍不住要怀疑里面内容的真实性。
到第五天早上，我们这支小小远征队的气氛已接近暴动。全体六个士兵都很疲劳，又沮丧，嘴里不住念叨着阴暗的喃喃自语。我试着给他们打气，但我说的话也不是出自真心。甚至连哈罗本人都有些垂头丧气，似乎就要承认自己的失败了。我们已经攀过一座又一座山，跨过一个又一个峡谷，却完全看不到目的地。按照冯·容兹所说，在这里应该有一个绝不会弄错的地标，可以指出通往塔奥的峡谷所在之处。它是一根花岗岩石柱，从底座到柱头大约有一百英尺那么高，顶上则是一个饱经风吹日晒的雕像。只要我们找到它，就会知道自己已离那座城市不远了。
一个路过的牧羊人给我们带来了救赎——或者，按照后来发生的事看，也可以称之为诅咒。哈罗用蹩脚的普什图语向他致意，问他是否知道附近有这样一根石柱。那人立刻表现出了非常不安的样子。他想装作没听懂，但哈罗一直逼迫他，甚至还用枪威胁他，不过我认为哈罗不会真的开枪。那牧羊人核桃般满布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惊慌，他喘着大气的嘴露出了没有牙齿的牙床，他终于承认自己知道有这样一根石柱。他给我们指了路。用不了半天，我们就能到那儿。他后来还说了一段，但哈罗不想给我们翻译，我们缠了半天，才从他嘴里撬了出来。那段话的意思如下。牧羊人说，我们应该转身回去，甚至连想都别去想找到那座城市的事。没有哪个阿富汗人会去那地方附近。所有从那座城市回来的人都疯得厉害，还有些人，则根本没有回来。那是个邪恶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它会置人于死地。
哈罗向我们坦白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我们认定这不能阻挠我们的行程。愚蠢的土著迷信。无知的异教徒。穆斯林根本理解不了常识。我们可是英国人。我们是战士。我们有枪。我们能克服任何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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