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与弟弟的关系;自己离开父母，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原委;接到卓也死讯时的震惊;去年暑假最后一次与弟弟见面时的交流等等。宏之说个没玩，几乎快要喘不上气了。
在此之前，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在此之前，也从未有任何人愿意听他诉说。
惠美子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便更觉得宏之既可怜又可爱了。
我是一名教师，是教育工作者。这样的孩子，不正需要我的教育和呵护吗?
柏木宏之和他的弟弟不是同类人，倒是可以跟惠美子归于一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极其普通。具有普通的感情，能以普通的方式生活下去的人。
而这才是正常的。
在听宏之叙述的过程中，惠美子心中有一幅柏木卓也的画像在逐渐成形——说“确信”或许更合适。因为这幅画像早已成形，只是她一直小心躲避，不去正视罢了。她无法直面自己对卓也的感情和看法。为什么?因为我是老师，是那孩子的班主任。
现在终于可以面对了。可以用一颗自然的心直面柏木卓也了。在拒绝上学之前，柏木卓也本就是个不引人注目的学生，本分又老实，刚才宏之的描述并无虚言。
但不知为何，他也是个令美惠子头痛不已的学生。
这孩子不喜欢我。惠美子当上他的班主任后，马上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还觉得：这孩子瞧不起我。
“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老师模样，你懂什么?”
柏木卓也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眼神和表情，以及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确实地向惠美子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他与大出俊次一伙发生暴力冲突并开始旷课后，惠美子心中一片苍白。对于刚开始教师生涯的自己，这起事件是个严峻的考验。第一次当上班主任，班里就出现不来上学的学生，这实在令人尴尬。
同时，惠美子还十分恼火。柏木卓也不仅瞧不起自己，还要拖累自。她认为，这无论对于森内惠美子这个人，还是对于一个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年轻女性，都是一种挑衅。
但惠美子不会随意表现出她的不满。因为她认为，自己若显得焦虑、困惑或者无所适从，就会正中柏木卓也的下怀。
惠美子关心的仅仅是正确的应对、正确的举措。
因此她与津崎校长、高木主任一起，不厌其烦地对柏木家进行家访，频繁地与卓也沟通，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并总是显露出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姿态。
但柏木卓也一直对这样的惠美子嗤之以鼻。惠美子能够听到卓也的心声：你懂什么呀?她也会在心里回敬他：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选择教师这条人生道路的惠美子，当然是心怀抱负的。这一选择寄托着她的理想，她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如果卓也只是像周围人担心的那样，因为学习困难、人际关系或是受到欺凌而苦恼，那么她就会尝试各种方法，去靠近那颗受伤的心，给他安慰和鼓励，帮助他度过难关。这才是惠美子向往的教师工作。
柏木卓也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柏木卓也是个反叛者。现在的他身处学校，就会去反叛教育体制;如果他顺利长大成人，也许会对社会制度咬牙切齿。
这种反叛极度荒唐又毫无意义。这对卓也自己无益，还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但卓也本人却能从这些麻烦中找到某种意义，所以让人难以对付。
惠美子看得很透。
只要是一个具备常识的普通人，其实都能看得透。津崎校长和高木主任也都心知肚明，可谁都不说出来。这两位老练的前辈也跟惠美子一样，只是以年长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姿态，耐心地与柏木卓也保持接触。
自杀是柏木卓也的杀手锏。他的反叛行为屡屡碰壁，让他想到了这种非常手段。
由于他的这一行为，我们——卓也反叛的所有对象一一确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自己班上的学生自杀，给惠美子的教师生涯留下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一点永远存留白璧之上的微瑕。
柏木卓也死后第二天的临时家长会，惠美子并没有出席。她一想到自己赴会后受众多家长斥责、诘问的窘相，就怎么也无法忍受。
她也知道一旦缺席，便会被指责逃避现实，没尽到班主任的责任。然而两相比较，她仍觉得不出席为好。这原本就不公平，不是吗?我惠美子并未做错任何事，为何要因柏木卓也之死备受指责呢?
我受了太大的刺激，无法保持平静。那天，惠美子声泪俱下地向校长哭诉后，将自己关在了家里。
这一次等于是惠美子认输了。后来听说，那天的家长会上，津崎校长一个劲儿地低头道歉。高木主任也受到了伤害。
不过卓也的杀手锏只能用一次。人死了不能复活，活着的人却能够治好创伤，掩盖污点。只要度过这一危机，这一切将成为自己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精神食粮。
值得庆幸的是，卓也的父母并没有责怪学校。他们也没有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儿子，却并没有将这笔账转到学校和不良团伙的头上。
他们都是善良纯朴的人。可善良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正因他们如此善良，柏木卓也才会在进入学校这一“体制”前，就在名为家庭的“体制”内为所欲为。
而最大的牺牲者，就是眼前这位垂着脑袋、异常投入地诉说着的哥哥。仔细想来，兄弟姐妹间的亲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体制，是包含在家庭体制内的独立小社会，卓也一直在其中肆意胡闹。而既继承了双亲善良之心，又是个普通人的哥哥宏之，根本无法与卓也的破坏力抗衡，因而备受打击与煎熬。
他唯一聪明的地方在于，察觉到自己的弱势后，他主动逃走了。
说不定正是哥哥的退出使卓也感到十分懊恼，才决定用上极端手段。卓也原本想把哥哥当作牺牲品，将他的人生彻底摧毁，在进入社会这—更大的“体制”前，进一步锤炼自己的破坏力。谁知，他竟然逃走了。
我要用自杀给哥哥最后一击。将我的死归咎于哥哥，就能为他打上终生不会消失的烙印。
听柏木功子说，卓也会写日记，却一页都没有留下。在惠美子看来，这也是卓也的恶毒心计的一部分。如果这些记录得以保留，那么被怀疑负有责任的人们就能借此找到抗辩的托辞。倘若仅留有种种引人猜测的疑点，而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物，人们便只能没头没脑地胡乱猜想，陷入极度烦恼的无尽深渊。
眼前的宏之，不就提出过“想了解卓也”的请求吗?他在敞开心扉、吐露苦衷的同时，仍会深陷于痛苦的自责之中。
惠美子决定耐心倾听，让宏之倒光肚子里所有的苦水，再来好好安慰他：你什么都没做错，你没有任何罪过，你弟弟身上发生的一切确实很不幸、很悲惨，但都不是因你而造成的。
在关注宏之的同时，惠美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早已义愤填膺。
学生时代的森内惠美子一直是个优等生，对学校这个小社会具有非凡的适应力。这种适应力绝非与生俱来，优等生的形象也不是在无所用心的状态下自然形成的。她一直非常努力，动过不少脑筋，青春期的烦恼也要比别人多得多。对惠美子而言，青春期仿佛还在昨天，每个细节都是如此鲜明，并不是什么蒙着甜美薄雾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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