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他们站在地勤的身旁，皱着眉四处看，带着“爸爸在哪里”的表情站在那里。杰普先认出我，他放下手提箱，跑向我，扑到我的怀里。紧接着贝阿特丽丝表演杂技般地飞奔到我的另一侧，我们几乎摔在了地板上。他们抱怨我扎人的胡须，贝阿特丽丝对我的马尾辫做了一番讽刺的评论。我回答说这总比任其无法无天看着合适，我已经两个月没理发了，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抓。
“他们不会抓你的，爸爸，”杰普说，然后看着微笑的金发蓝眼的女地勤说，“我爸爸可有名了!”
我把“无人陪伴儿童”回执表递给地勤，她瞥了一眼下方的签名，然后用无线电向登记台再次核对详细信息，结束了对孩子们的看护。
“整个飞行期间他们表现得很好，”她抚摸着杰普那头总能激发起成年人无限柔情的金色头发说，“他们俩真是非常勇敢的孩子!”
下午六点半我们到达都柏林。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如往昔的模样。被出租车堵得水泄不通的圣母院街。奥林匹亚剧院周围，游客们像碳酸饮料里的气泡一样聚集在圣殿酒吧，音乐腾空而起，与来自啤酒厂的烟雾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我又老又脏但乐趣十足的都柏林。
我那伟大的帕特里克·哈珀——体型仍旧像公牛一样，坚硬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短发，老香料的香水味——正守在自由街的家门口欢迎我们。他已经做好了一个爱尔兰鳏夫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炖培根、烤土豆和一个在超市买的新鲜出炉的大冰淇淋蛋糕。
晚餐期间，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补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沉默。
他们非常兴奋能来这里度假，不停地问关于多内加尔和海边别墅的问题，还对我们整个暑假要做的冒险的事进行规划。
“我们可以游泳吗?可以买一艘充气船吗?”
“噢，当然了，这是北海，但也许会有海豹咬你噢!”
“《孤独星球》上说有个叫‘巨人之路’的地方，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当然了孩子们，我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所有事。”
“你也跟我们一起吗，爷爷?”贝阿特丽丝问。
我的父亲苦笑着摇摇头。
“不，亲爱的，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这个区了，海边的漂亮别墅也不行。”
父亲问他们学校里的事，他们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切顺利”，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我知道杰普成绩不错，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朋友，贝阿特丽丝呢，各方面都更差了。她说一切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她长大后要成为音乐家，像她老爸一样，我小时候成绩也不好。“是吧，爸爸?”每当这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在孩子们面前吹嘘显摆。
贝阿特丽丝去年通过了高级中学测试，在荷兰的教育体系中，这意味着“有能上大学的智慧并有机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伍德西区的老师同意培养她(老师说这是衡量标准之一)，所以她除了要学习诸如拉丁语课程之类的高级中学必修课程以外，还可以选择一所新的学校上一些新的课程。
克莱姆在尼尔斯的支持下已经准备好资金供她申请阿贝拉学院，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学校之一，也是尼尔斯的荣耀。而贝阿特丽丝却宣布说她要放弃培养资格，和另外两个好朋友去东边的学校。她有一个颓废的父亲，且刚经历了父母离异，这种青春期的阵痛使得她对自己的未来是否光明漠不关心。克莱姆向我求助，我和贝阿特丽丝相处了一整天，和她谈论生活、决策以及方向错了是多么难回头。“莫愁前路无知己。” 嗯，我觉得当时是我的错，是我劝说她进了阿贝拉学院。入校两个月后，她就因为和人打架被要求叫家长来。
克莱姆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后，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带女儿离开了那所学校。圣诞节，我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整周，我们一致决定保持冷静，甚至连尼尔斯也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克莱姆花1000欧元请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离婚意味着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决定夏天到来的时候，让孩子们远离喧嚣，和我共度三四周。多内加尔就是我们心灵的避难所。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我的旧房间里，那里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房间的墙上还贴着我的“瘦李奇”乐团、齐柏林飞艇乐队和皇后乐队的海报，还有一张我青春期听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海报：《蓬齐与帕内尔街蹦蹦房间里的僵尸》(1990年5月26日)。
“这是你的房间吗，爸爸?你睡在这里吗?”
“每天晚上，”我回答说，“直到我18岁。”
“然后你遇见妈妈，就去阿姆斯特丹了，对不对?”
“是的，就是这样。”
皇家音乐学院的学位证和体育奖杯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将他们安放在儿童床上后(杰普睡在爸爸为他在地板上铺的小床垫上)，我试图从旧书柜里寻找一本故事书读给他们听。贝阿特丽丝说不用找书了，他们的iPad里有卡通片。“我们在家一直这么做。”
“爷爷的房子里有无线网吗?”她问。
“无线网?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
“好吧，我去偷邻居的网用。”
还没等她的父亲张开嘴反对这个主意，贝阿特丽丝已经找到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并已连接上，开始检查电子邮箱、WhatsApp和Facebook账号(她的一个叫安妮可的朋友上传了一窝小猫的照片)。
我陪了他们一会儿，他们便开始看卡通片。我猜克莱姆大概早已忘了我们给孩子讲故事的老习惯，或者说，孩子们不再感兴趣了。没过多久，杰普渐渐倦了，贝阿特丽丝也睡着了。我便悄悄地离开房间回到楼下。
父亲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电视，沙发靠着的窗户正朝着自由街。这几年来他应该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吧，我想。一个人维持着生存所需，没发胖也没有消瘦，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穿戴整齐，但看得出，穿的仍然是妈妈还在的时候买的旧衣服。想到这儿我的内心已经泣不成声，但是表面上，我仍然努力微笑着。
我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递给他一根烟，但他说已经戒掉烟和酒了。“你妈妈从来都不喜欢我抽烟喝酒。”我尊重他的新原则，把烟揣进了大衣里。我问他想不想喝茶，他点头。我便去厨房烧水，我瞥了一眼冰箱和橱柜，结果没有太令人震惊。里面放着食品、罐头和一些水果，没有酒，一切都整洁有序。上帝保佑，我的父亲依然神志清醒。母亲去世后，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内心常常愧疚挣扎，也许我应该更亲近他，每分每秒地照顾他。但是，和克莱姆的婚姻失败后我回到了都柏林，我意识到，如果我回到都柏林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将摧毁我内心仅有的自尊。
我端着在阿姆斯特丹买的粉红色的旅行纪念茶壶和两个杯子。那是贝阿特丽丝的洗礼日那天，我的父母买给她的。她是我父亲唯一认识的孙女，后来杰普出生的时候，父亲只是通过照片和电话认识杰普，直到我们带他回来见爷爷。自从妈妈去世后，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都柏林，确切地说是离开这所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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