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开会吗?”玛尔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来，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墙上。她说话时嘴里飘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涂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玛尔塔以前是一线探员，喜欢威士忌，也喜欢回味在前线工作时的荣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头针开门锁，那个大头针还是上芭蕾舞课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摇了摇头。“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开手，继续向会议室走去。其他人走过的时候，我都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都走进玻璃屋子，伯特关上了门，我又转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档，那些混乱的斯拉夫文字，让我的身子颤抖。我低头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时钟。还有三分钟就得离开。
我的胃绞成一团。我现在不能离开吧?但是又别无选择。如果没有按时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们就出局了。学校里每个班都有长长的候补名单，根本就不会犹豫。而且，我留在这里又该做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肯定能找到马特的照片在这里的原因，而浏览更多的文档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有些恶心，挪动光标关上了“雅典娜”，然后关上电脑，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门外走去。
他被设为目标。
我来到车旁时，手指已经冻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着，现在我敢断定了。
他不是第一个。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比以往更活跃。最开始是玛尔塔。一个东欧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里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奥尼尔酒吧喝了些酒。接触过几次之后，那个女人就直截了当地问玛尔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谊”。玛尔塔拒绝了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随后是特雷。当时他还住在一间小屋里，“室友”塞巴斯蒂安经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向安保部门。后来听小道消息说他收到一封勒索邮件——两人行不轨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胁他。如果他不出来会面就把照片发给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罗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弄清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们的弱点也同样简单。
我扭动钥匙发动汽车，卡罗拉汽车像平常一样发出哽咽般的声音。“快点儿。”我嘟哝着又转动了一次钥匙，听到引擎喘息着发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通风口喷出一阵冰冷的空气。我转动按钮盘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又搓了搓双手，挂倒挡从车位里开了出来。我应该先热一下车，但是没时间了。时间总是不够。
这辆卡罗拉是马特的车，在我们相遇之前他就已经有这辆车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辆车快报废了。我怀上双胞胎的时候换掉了我那部旧车，换了一辆商务车，二手的。马特开那辆家用车，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机械地开着车，精神有些恍惚。开得越久，胃里绞得就越厉害。我并不担心他们把马特设为目标，真正令我担忧的反倒是那个词。朋友。是不是说明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
马特是软件工程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
我走过教学楼走廊，两边挂着孩子的艺术作品——手印北极熊、亮闪闪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绪却飞到了别处。朋友。是不是马特做了什么，让他们认为愿意合作?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迹象。某个迹象，任何迹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红黄蓝色彩斑斓。她在教室的一个小角落里，独自一人坐在亮红色的儿童沙发上，腿上打开着一本硬皮的图画书。看来是和其他孩子隔离了。她穿了一件我毫无印象的紫色打底裤。我隐约记得马特说过要带她去购物，一定是他带着她买的。她长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过去，伸开双臂，露出夸张的笑容。她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爸爸呢?”
我有些难堪，但还是硬挤出笑容：“爸爸带凯莱布去看医生。今天我来接你。”
她合上书，放回书架，说：“好吧。”
“我能抱抱你吗?”我的胳膊张开着，虽然耷拉了下来。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抱住我。我紧紧地抱着她，脸埋进她那柔软的头发里。“亲爱的，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还好，妈妈。”
妈妈?我如鲠在喉。今天早上还叫我妈咪呢。千万别再也不叫我妈咪啊，我还没准备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对着她，又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婴儿房外的长凳上，我则走进房里接蔡斯。这个房间很压抑，就像它七年前给我的感受一样——换尿布台，成排的婴儿床和成排的高脚椅。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为了生卢克。
我走进婴儿房的时候，蔡斯坐在地上。没等我来到蔡斯身边其中一位年轻的老师就抱起了他，将他抱得紧紧的，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亲。“真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说着朝我笑了笑。我看着他们，突然有些嫉妒。这个女人能看到他迈出第一步，能在他蹒跚学步的时候伸出双臂扶住他，而我却只能待在办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然，那么惬意。这也难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
“是啊，可不是嘛。”我说，声音却有些奇怪。
我给两个孩子都穿上宽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经是三月，天却冷得出奇——然后将他们放进安全座椅，那种坚硬、狭小的安全座椅在卡罗拉的车子后排勉强能放下三个。它们质量好且能安全地放在商务车里。
“亲爱的，早上过得怎么样?”我从停车位里倒车出来，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埃拉。
她开始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
“真抱歉。”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我本该说些别的。接下来的沉默使人压抑。我按下音响键，放了儿童音乐。
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埃拉正安静地看着窗外。我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吸引她讲讲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那张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马特的脸。我想这应该是最近的照片，大概一年内照的。他们监视他、监视我们到底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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