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风雨欲来，威胁到他时，他已被一名女子推至绝境。那个在伦敦与他同居的美女离开他，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他跟了去，做了许多蠢事。
例如偷偷潜入到她住的房子里，在黑夜里将花放在门阶上，深夜打电话给她。
他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要求与主管特工人员谈话，并提出有可能对英国的情报界造成很大麻烦的威胁。因此邦德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下被派往美国执行任务。
他跟踪这个人，并在好莱坞山区使他的车驶出道外，从而杀了他。他仍然能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汽车翻了几个身，头灯照亮了黑暗，然后撞在石头上，爆炸成一个火球。
第二天黄昏，他设法与这名间谍的女友的新相好不期而遇。这个人的名字是托尼·阿达默斯，一个职业电视新闻摄影记者。他们在一起吃了饭，邦德弄清了这个人和那个女人都没有怀疑在这间谍之死中有什么手脚。他已经知道洛杉矶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事故。他们就阿达默斯的工作谈了很久。
在谈话中，阿达默斯告诉他，“摄影棚里的摄影师工作不难。这种人必须有好的记忆力，反应快，眼睛好，能很快正确地对焦;听力好能服从导演的命令;身体还要强壮，搬得动架着摄影机的底座。
“作新闻摄影记者的真正技术表现在外场。”阿达默斯说。他当然是外场的工作人员。
邦德对各种专业人员的生活细节极感兴趣。他还知道最好是了解新闻业的各方面，因为新闻记者往往是最可靠的身份掩护。回到英国后，他曾特地去多了解一些电视工作人员、摄影记者及与其共同工作的人员的情况。
现在，在这个大摄影棚里，这些知识就起了作用。第一天，克莱夫指示他们要录下许多人提供的证词，不过被告不会出庭。不久，就看出法庭是一种军事法庭。三名高级军官任法官，检查官与辩护人轮流询问许多证人。
邦德吃惊地看到彼特·纳特科维茨对录音设备竟了如指掌，把装在无声装置上的录音架移来移去，微调好证人说的证词。大部分证词都是用俄语说的，也有一些是通过译员反复询问的。克莱夫说最后的录音是俄语的，但要增加字幕，使得听众能听清非俄语人说的回答。
起初五六个证人都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证实不在场的被告是约瑟夫·沃龙佐夫。他们都说，在1941 年，他是武装党卫军特务营的小队长。他们证实，在1941 年9 月29 日，在娘子谷大屠杀时他在场。他们作为士兵也在场。检察官告诉法庭这些人的罪行已获赦免，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已免于起诉了。
这些第三帝国的老兵对大屠杀的细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两个人在叙述时痛哭流涕，一个人则昏了过去，不得不用医务兵救活。他们拍的是黑白录像片。克莱夫说这使成片更可信。人们还记得在纽伦堡审判中起诉纳粹领导人时用的是带颗粒的黑白片。在以色列审判阿道夫·希曼时向全世界转播的也主要是黑白片。这是合适的，对心理上的震动会很强烈。
这也是可怖的。邦德注视着纳特科维茨和尼娜·比比科娃，看出，虽然他们知道这都只是表演，都深深受到了感动，对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十分厌恶。这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你可以听到尖声呼叫，哀求声和枪声。
到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的“证言”结束了。下来是另一些证人——犹太人。有的很老，有的是中年人，据说他们都在索比堡死亡营中遇到过沃龙佐夫。如果说德国人的证言令人十分痛苦的话，这些新的证言引起人们的是六十分的痛苦。
到那天晚上9 点钟，他们听到的回忆足以使人发疯。这些老人极详尽地描述了在死亡营中每日正常发生的暴行——拷打、棒击、绞杀。在听了头三名证人之后，人们的脑子就因极度厌恶而麻木了。这的确像导演事先警告的那样，无处逃亡。
克莱夫说，还有时间可以再拍一个镜头。一名老妇人，由同样年纪的丈夫搀扶着站到位置上去。他们看上去已精疲力尽、困惑不安，好像他们的生命已在很久以前被剥夺走了。他们用俄语说证词，缓慢地回答所提的问题。
他们是在索比堡相识，并在后来结婚的。
老妇人说，“我们并没有想到能活下来，虽然我们当时很强壮，能成为受信任的俘虏，我们不敢希望经历过死亡营后还能生存。没有人是长期受信任的。沃龙佐夫，就是那里的那个人。”她以颤抖的、衰老的手指指着镜头以外的空无一人的席位。到这时，大家都认为约瑟夫·沃龙佐夫的影子就像真的站在那里一样。
那个老妇人结结巴巴地说，“那个人，沃龙佐夫要你相信，你不会老是受信任的。一天早晨给我们小组派来了两个年轻女孩。我们的工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们必须从尸体上将能回收的珠宝或个人物品捡回来。这两个女孩身体很强壮，20 几岁。她们曾在农场里工作过，但是受不了这项工作。一个开始呕吐，使另一个也呕吐起来。那天早晨沃龙佐夫就站在这堆尸体旁边。
天阴沉沉的——每天都如此，但今天更糟，在下着毛毛雨……他给警卫下了一道命令。
这两个女孩子被拉走了。他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这工作，于是将她们关在一个特殊的茅屋里，连续两天都被士兵们蹂躏。第三天，她们被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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