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她因为未来的重压而日益衰弱时，我却带着对自己的期待茁长成长。我对父亲的爱是如此的纯粹而广博，这种爱简直是在不断地威胁着要吞噬掉我：我不仅是爱他，我完全是在崇拜他。有时候，就好像是我们两人在分享着一个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的秘密。比如，他经常问家庭教师教了什么，他专心地听我说完，然后说，“为什么?”每当他问我某些事情，不论是关于宗教、伦理还是道德，他都会知道我给的答案是不是靠着死记硬背，又或者是在鹦鹉学舌，然后他会说，“好吧，你刚刚告诉我的只是老菲林先生是怎么想的，”或者，“我们知道几个世纪前的作家是怎么想的。但你这里是怎么说的呢，海瑟姆?”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胸口。
我现在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老菲林先生教给我的是事实与绝对真理;而父亲却在要求我去质疑它们。老菲林先生授予我的这些知识——它们源自何方?是谁掌握着羽毛笔，我又为什么应该相信那个人?
父亲过去常说：“意欲眼界不同，思想必先不同，”这听起来有点儿傻，你或许会觉得好笑，或者也许等几年以后，当我回首过去时想到这句话自己也会觉得好笑，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我的思路确实变得开阔了，能感觉到我是在以父亲的方式在看待这个世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旁人所没有的，所以它似乎就是这样的：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挑战真理的方式。
自然，我跑去质疑老菲林先生了。有一天，我在圣经课上挑战了他，结果为自己挣到的却是他用手杖对我的手指节一阵好打，还有他会把此事告诉我父亲的承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后来，父亲带我去他的书房，关上门以后，父亲咧嘴一笑，用手轻轻拍着他自己的一边鼻子。“海瑟姆，通常来说，最好还是把你的想法埋在自己心里。隐藏于众目睽睽之下。”
所以我这么做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观察着周围的人，试图看透他们的内心，好像我也许能用某种方式领悟他们是怎么看待世界的，是老菲林先生那种方式，又或者是父亲那种方式。
当然，现在写下这段话，我能意识到自己是有些狂妄自大了：我感觉自己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而这一点其实不管是在我十岁的现在，还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都一样并不引人注目。也许是我目空一切，傲慢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也许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家里的小大人了。到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副弓箭作为生日礼物，我在院子里练习射箭，心里希望道森家的女孩们或者巴雷特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看着我。
自从我在门边跟汤姆说话到现在已经过去超过一年了，但我有时仍会在那里徘徊，希望能再次遇到他。父亲乐于谈论一切话题，除了他自己的过去。他从不谈论他到伦敦之前的生活，也从不谈起珍妮的母亲，所以我依然抱着希望，不论汤姆究竟知道些什么，对我来说都可能具有启发性。而且，当然，除此之外，我也想要交个朋友。不是父母、女佣、家庭教师或者导师——这些我有很多。我只是想要个朋友。而且我希望这个人是汤姆。
当然现在这永远不可能了。
他们明天就要埋葬他了。
1735年12月9日
一
今天早上迪格维德先生来看我了。他敲了敲门，等待我的回应，然后不得不低着头走进来，因为迪格维德先生长得又高又瘦，而我们应急住所的门廊却比原来家里的要矮得多，他不仅谢顶，双眼略有些外凸，眼睑上的静脉也清晰可见。他在这里走动时不得不俯着身子的样子，让他显得更有些狼狈，让人感觉他在这里就像是一条离了水的鱼。早在我出生以前，他就已经是父亲的男仆了，至少从肯威家在伦敦定居时就是了，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或者说，他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像是个住在安妮女王广场的人。内疚感更加深了他的痛苦——他悔恨的是袭击发生的那个晚上他并不在家，那天他到赫里福德郡处理家族事务去了，他和我们的车夫在袭击次日早上才回来。
“我希望您能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海瑟姆少爷。”几天后他对我说，脸色苍白又憔悴。
“当然，迪格维德。”我说，却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直呼他的姓一直让我觉得不自在，这个姓氏从我嘴里说出来总觉得不对劲。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加上一句“谢谢你”。
今天早上，他枯槁的脸上带着同样严肃的表情，而且我敢说，不管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一定都是个坏消息。
“海瑟姆少爷，”他站在我面前开口道。
“有什么事吗……迪格维德?”
“我非常遗憾，海瑟姆少爷，这里有份来自安妮女王广场的消息，是巴雷特家的消息。他们明确表示，巴雷特家不欢迎任何肯威家族的成员参加年轻的托马斯少爷的葬礼仪式。他们还恭敬地提出要求，希望两家之间最好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谢谢你，迪格维德。”我说，看着他急促而悲伤地鞠了一躬，然后他低头避开低矮的门楣离开了。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茫然地盯着他原来站着的地方，直到贝蒂回来帮我换下葬礼套装，换上我平时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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