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先生。”我伸出手，他用一个人对吃剩的花椰菜可能会表现出的热情握了握我的手，“很感谢你能跟我见面。”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维吉尔脱口而出。说话时他没有看我，他注视着院子中心的喷泉。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他的故事?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我在格雷先生旁边坐了下来，“我告诉过你，这是英语课的作业。”
“嗯，可是为什么写他?为什么写卡尔?你可以写任何人的故事。该死，你可以编一个故事。你的老师永远不会知道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不能写卡尔?”我问道，“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是在利用他，”维吉尔说，“卡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任何人都多。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好，如果如你所说，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人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难道不好吗?”
“这就是你在做的事情?”他说，语气中充满讽刺，“这就是你要讲述的故事?你在写卡尔是如何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写他是如何为没有犯过的罪而被判刑?”
“我还没有写任何故事。我还在试图弄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这就是我来见你的原因。你说过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呃，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说。陪审团、检察官，该死，他自己的律师都认为他有罪。”
“这也不会让罪行成真。”
“可你没有在庭审时为卡尔说话。你没有做证。”
“他们不让我做证。我想做证，可他们不让。”
“谁不让你做证?”
维吉尔抬头看着烟灰色的天空。院子四周的树木脱落得只剩冬天时的骨架，一阵冷风扫过圆石路面，触及我的颈背。“他的律师，”维吉尔说，“他们不让我对陪审团讲他的故事。他们说如果我做证，那将是品格证据。我告诉他们我就是要给出品格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正的卡尔，而不是那个检察官胡诌的那堆谎言。他们说如果我谈论卡尔的品格，检察官也可以谈论卡尔的品格，有关他整天喝酒，保不住工作，所有那些狗屁。”
“如果你出庭做证，你会说些什么?”
维吉尔转过脸，看着我的眼睛，再一次打量我，他冷淡的灰色虹膜映出密布的云彩。“1967年，我在越南遇见卡尔·艾弗森。我们刚从新兵训练营出来。我跟他一起去了丛林——我们做的事情，看到的东西都没法向不在那里的人解释。”
“在那次服役中，你对他的了解足够深入，能够让你毫无疑问地说他没有杀克丽斯特尔·哈根?他是反战主义者吗?”
维吉尔眯起眼睛，似乎想打我一拳。“不，”他说，“卡尔·艾弗森不是反战主义者。”
“那么他在越南杀过人?”
“对，他杀过人。他杀了很多人。”
“我看出来为什么辩护律师不想要你出庭做证了。”
“那是一场战争。你在战争中当然得杀人。”
“我还是不明白告诉陪审团卡尔在战争中杀过人对他有什么帮助。我会觉得如果我在战争中杀过——如你所说……很多人的话，那么杀戮对于我来说会变得容易。”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那么让我明白，”我有些沮丧地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维吉尔想了一会儿，俯下身，手捏住他右膝边的卡其布裤子，卷起裤腿，露出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看到的闪光金属假肢。这条假腿一直延伸到他的大腿中部，白色的塑料膝盖骨覆盖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用弹簧承载的铰链。维吉尔拍拍他的金属胫骨。“看见了吗?”他问道，“这是卡尔的功劳。”
“卡尔让你失去了你的腿?”
“不，”他笑了，“因为卡尔，我才能在这里给你讲述有关我这条腿的故事。是卡尔让我活到了今天。”维吉尔把裤腿放下，探身向前，胳膊肘支在大腿上，“那是1968年的5月。我们驻扎在位于桂山谷地西北的一条山脊上的小火力基地。我们接到命令去搜查一个村庄，某个不知名的大堆茅舍所在地。情报发现越共在那片区域活动，于是他们派我们排去察看。我跟那个孩子……”一丝怀旧的微笑划过维吉尔的脸庞，“塔特·戴维斯打头阵。那个傻孩子老是像只巴吉度猎犬一样跟着我。”维吉尔又花了会时间去回忆，然后继续说，“我和塔特打头阵——”
“头阵?”我问道，“走在前面?”
“对，他们让一个或两个人先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那就是打头阵。这是一个操蛋计划。如果事情不对头，军队宁肯牺牲掉这两个家伙而不是一整个排。”
我看着维吉尔的腿，“我想事情不太顺利?”
“没错，”他说，“我们经过一座小山，道路斜穿过一座瘦石嶙峋的丘陵。在丘陵的下坡一侧，树木稀薄了些，能够看到前方的村庄。一看到那座村庄，塔特加快了步伐。但是有事情不对劲。我没法说我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也许那是一种感觉，也许潜意识里我看见了什么，但不管那是什么，我知道有事情不对劲。我举起手示意我们排暂停。塔特看见了，把他的来复枪准备好。我独自朝前走了二三十步。我正要说‘一切畅通’，突然丛林里响起了炮火声。我告诉你，非同一般，我前面，我旁边，我身后，见鬼，那片丛林处处被炮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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