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
“也许我需要去一下浴室。”杰里米说。
“来吧，”我说着，对杰里米示意，“我指给你看。”
我的浴室在我的前门对面。这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房子原本是给世纪之交以超出婴儿死亡率的步伐生孩子的大家庭住的。20世纪70年代它被分隔成一楼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和二楼的两个单间公寓，二楼上面只有另一间公寓够大，有自己的浴室。因此在陡直、狭窄的楼梯上面，右手边是我的公寓，左手边是我的浴室，直走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公寓。
我从垃圾袋里掏出杰里米的牙刷和添加了味道的牙膏，穿过走廊去浴室，杰里米谨慎地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是浴室，”我说，“如果你要进去，锁上门就好。”我给他示范怎么关上门锁。
他没有走进去，而是从相对安全的走廊仔细观察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他说。
“不行，老弟。妈妈在开会，记得吗?”
“也许她现在在家。”
“她现在不在家。她好几天都不会在家。”
“也许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在不在家。”杰里米又在指节上摩擦起大拇指。我能看出由于焦虑，他有一丝战栗。我想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让他平静下来，但那只会加剧他的紧张。杰里米的自闭症就是如此。
杰里米朝楼梯走去，思忖着楼梯陡峭的斜度，大拇指更用力地在手背上按压，像面团一般揉捏着指节。我走过去拦住杰里米。他比我高两英寸，重整整二十磅[2]。在他快满十四岁时，他在身高、体重和外貌上都超过了我。他的金发卷曲在有一个旋涡的脑袋旁边，而我暗淡的金发像稻草一样竖起，如果我不拿发胶将它弄服帖的话;他的下颌方正，末端有孩子气的酒窝，而我的下巴毫无特色。他笑时，眼睛闪出海洋蓝的光彩，而我的眼睛则是淡咖啡的浅褐色。尽管在外观上，他每一点都比我强，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弟，容易受我的影响。我站在他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缓解他的情绪，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楼梯转回到我的公寓上。
我身后，在楼梯底端，我听见前厅的门打开又合上了，接着是女性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每天听到她从我门前经过的声音。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这是贴在她信箱那条胶带上的名字。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一头黑色短发在脸际飘拂，如同水花在石头上起舞。她有一双黑眼睛，短鼻子，喜欢独来独往，似乎拒人千里之外。她和我在走廊和楼梯上擦身而过多次。每当我试图与她交谈时，她礼貌地笑笑，得体地回应，但从不停步——总是尽量不显得无礼地忽视我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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