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真是过分，那实在是太过分了啊。”
从开始通话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我完全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
总而言之还是没办法，对方是有话想说，才会打电话过来的，所以必须听凭其将郁闷苦恼都宣泄出来，不然就没法谈下去。这跟烹饪前处理蛤蜊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这样，不来点儿什么是捱不下去的吧。……啊，我说的是药哦，我是完全不喝酒的。……哎——有安定片、欣百达、利眠宁之类的吧。我已经昏头昏脑了啦，真的是昏头昏脑了。我忍不住就想找人说说话，打了电话给妈妈，可是打不通，实在是很恼火。我现在就想从阳台上跳下去，谁的电话都打不通呀……。好难受……。我真想死……”
我一直在想，近年来自杀率增加的原因，会不会有一部分是精神类药品的副作用导致的。
“真是辛苦的工作啊。”
“就是说，你能理解吧?”
如果回答“能理解”，是有风险的。而回答“理解什么?”的话，那就要出大事了。
任何人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执着。一个人对工作的牢骚越多，事实上他对工作的爱也越多。这种敏感的地方要是处理不当，谈话就有可能变得很麻烦，甚至无法再修正。
换个话题吧。“您跟您母亲目前是分开生活的吗?”
“我到了东京之后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我妈妈离婚之后，也是一个人生活的。”
“两位都是独自生活的啊。听您说的，好像经常跟她有联系吧?”
“一般。差不多一个月两回吧。因为她会寄一些点心大米之类的东西过来……其实我跟她说过，用不着她寄那些的啦。”
“您跟母亲关系真好啊。”
“还行吧。”
我从开始做志愿者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早就清楚来咨询的人会有哪几套模式了。
有的人会愉快地闲聊，希望籍此排解抑郁的心情;有的人会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的怨恨和痛苦，想引来同情的话语;有的人只是毫无理由地连声呼喊“我想死”“好痛苦”;有的人借着激情爆发，又哭又闹，闹腾到最后，自己就把事情解决了;有的人仿佛是把自己当成了人质，说出“我死了你也无所谓吗”之类威胁的话来，等等等等。应付过了各种各样的人之后，我想到，这些有自杀意愿的人，会不会都是哲学家啊。
不，肯定是这样没错。因为历史上的那些著名哲学家，都是挑战了完全相同的一个命题。比方说，那个阿尔贝?加缪曾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另外加缪还这样说过，要对抗人生的荒谬，有三种手段。
①自杀。
②肓信某个事物而失去理性。
③接受这种荒谬生活下去。
当然①是要排除的，因为偏离了防止自杀这一目的。③要是自己能做得到的话，其实也不会打电话过来了吧。这么一来就只有②了。现在她所需要的，肯定是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借口”吧——
“说起来很好笑吧?我妈妈都这个年纪了，心理上大概还是个高中生呢。”
“年轻是好事嘛。您的母亲能够理解您，我倒是很羡慕的。”
“你想要就送给你吧”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微笑。“你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呢?难不成是那种很顽固的感觉?还是像大胆妈妈※那样的?”
※注：“大胆妈妈”原文是“肝っ玉かあさん”，日本60年代末的一部著名电视剧，女主角大正五三子是个有些冒失，但人品端正的中年母亲。
“我母亲的情况有点复杂……”
我故意不把话说清楚，放下了一个钓钩。
“复杂?怎么说呢?”
“这个嘛。因为她一直都在住院，我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吧。”
“哎……，是这样啊。”
咨询者的声音低了下来，这时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又开始说了。
“……我只记得一件事。我曾对病床上的母亲作出过一个单方面的约定。说总有一天我要当上医生，把她的病给彻底治好。”
“嗯——，听上去真不错嘛。你母亲肯定很开心吧。”
“不。她不知为什么露出了一副悲伤的表情，这样对我说：‘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我就满足了，其它什么都不需要。’”
“为什么?”对方的反应稍微有点强烈。“这不是故意给你泼冷水嘛。”
“确实是。”我苦笑了一声接口道，“一般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应该会说‘加油’之类的话吧。事实上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母亲对此好像一直都不太起劲。”
“为什么呢?换了我的话，感觉是会很高兴的。”
“我猜是这样的，”说到这里，我降了一个声调，“大概是她觉得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才会那么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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