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签订的合同涉及金额达八十万英镑。若以2.5%的利润估算，五兴公司可以从这笔交易中获得两千万日元的利益。李源良似乎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恩惠，显得无比感激。战争爆发、移迁重庆、战后银行倒闭——李源良已失去昔日的财富太久太久。看见恩人因两千万日元而流下感激的泪水，席有仁感到郁郁不乐。于是他转换话题，尽量不让事情往报恩抑或是恩宠上面纠缠。
“我那时收到您的来信，说要顺路来新加坡，我记得那是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吧?”席有仁开口说道。
“没错。”五兴公司的社长闭上双眼，回忆着遥远的过去，静静答道，“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左右，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人在欧洲，本来准备回国途中去趟新加坡。”
“那时我在您的帮助下重振事业，形势正慢慢开始好转，对您的到来翘首以盼，希望能让您一睹我重建后的事业。”
“实在太遗憾了。我在瑞士接到了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当时不得不火速出发赶赴美国。”
席有仁想起了李源良通知自己取消新加坡访问时寄来的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夕阳映照下的阿尔卑斯雪山的美术明信片。虽已过了二十多年，但这段往事却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之中。
“我至今仍记得，收到明信片时是多么失望。为了隆重欢迎您，我当时做了不少准备一直盼着您的到来。”
“是吗……那是从瑞士寄出的吧!我记得当时事出突然，就写了张明信片，上面是阿尔卑斯……”
“没错。”席有仁一边平复感慨的情绪，一边说道，“是阿尔卑斯，那是一张很漂亮的美术明信片。”
对当时的李源良而言，席有仁不过是他一时兴起挽救的一介商人，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可是，李源良却还记得，甚至连明信片上的照片都不曾忘记。
“我到了美国后也出乎意料地大费周折。”
“我是那年六月去的上海，也就是发生卢沟桥事变前的一个月。您当时还没回来呢!”
席有仁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他一生中心怀感激最多的时期。甫一抵达上海，他便立刻奔向兴祥隆银行，连本带利地还清了贷款。纵然李源良对他恩义尚存，但形式上他已偿还得一干二净了。银行方面似乎没想到他会如此迅速地还清贷款，感到格外惊喜，还特意派人带他游览了整个上海。根本无暇好好游玩的他，唯有那时是满心愉悦地畅游了一番。
“我回国时，战争已经开始了。”说着，李社长的目光望向了窗户。
回想起来，自那次回国时起，他的运势便开始急转直落。一切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旋涡之中。李源良迁至重庆，兴祥隆银行也停止了上海的业务，沦为内地的地方钱庄。席有仁也曾从他人口中听闻此事，可当时的瑞和企业虽已脱离危机，但仍步履维艰，他也无能为力。席有仁成为名副其实的业界第一人还是战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属于战后派。
战后，就在席有仁为扩大瑞和的公司业务忙得不可开交时，香港的廖氏通知他，李源良去了日本。廖氏是瑞和创业时代的元老，当时已经隐退。他曾在香港照顾过李源良，眼见曾经的青年银行家破落至此，境遇凄凉，十分可怜。据说他当时极度害怕见到熟人。虽然贫穷绝非是寡廉鲜耻的事情，但那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却常常以没落为耻。李源良在日本有位朋友拥有一家塑料方面的工厂，当时邀请他过去负责出口部门，他便立刻乘船火速赶去。他一定以为在日本便不会遇见昔日的熟人，似乎只要没有人知道他的全盛时期，他就会觉得轻松。可怜的少爷啊……
说不定，自己如今只是坐在李源良面前，就已令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只是为了那两千万才一直尽量忍耐——一念及此，席有仁的心情渐渐变得沮丧。
“那时在香港曾受到廖先生的多方关照。”
意外地，李源良的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席有仁顿时松了口气。
“廖先生去年年底去世了。”他说道。
“是啊，我前些日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吃一惊，那么好的人竟然……”
“他可以说已享尽天年。”南洋的豪商说道，“几个儿子各自都事业有成，很了不起。”
“廖先生乐于助人，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曾受到他的关照。他在政府机关很吃得开，不管是诉讼也好，身份证也好，还有诸如我的出国手续，各种事情大家都要指望廖先生。有来自山东的厨师、从台湾偷渡过来的医生、还有我的秘书以及银行相关人员——仅我所知便有超过十人曾受到廖先生的帮助。”随后，二人转而谈起实业家之间的共通话题，对市场行情的预测、世界形势……
屏风对面的打字机发出如同机关枪般的声音，席有仁的目光透过窗户，望向初冬万里无云的天空。
谈话一时中断。五兴公司的社长犹如复习一般，开始逐一回顾到现在为止的重要场景……在避暑地批准决定救济瑞和的文件、瑞士的美术明信片、重庆的街道、战后的上海、凄惨的香港时代以及刚刚签订的八十万英镑的合同——这些便是他的一生。年过六十却走到如今这步田地，一切都是命运。而为了改变命运，他不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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