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要记住，加百列。虽然现在我们掌握了沃斯的很多事情，但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连这个浑蛋的名字我们都还不知道。等到我们对他的罪行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他已经消失了。”
“他到哪里去了?”
“阿根廷。”
“他怎么去的?”
“你觉得呢?”
“教会?”
“没错。”
加百列缓缓地摇了摇头。直到今天，历史学家都还在激烈地争论备受争议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是帮助了犹太人，还是对他们的苦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加百列看来，庇护在战后的行为才真正罪不可恕。作为教皇，他从未对惨遭杀害的六百万生灵表示悼念和遗憾，而且相较于那些受害者，他似乎对犯下罪行的幕后黑手更为关心。他不仅公开谴责纽伦堡审判[1]，还允许梵蒂冈教士帮助德国人实施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逃避司法审判的计划。那项计划叫作“梵蒂冈绳梯”，它帮助几百名——如果不是几千名的话——纳粹战犯逃往南美和中东避难。
“沃斯在党卫军里的老朋友帮助他逃到了罗马。一路上，他偶尔住在小旅馆或安全屋里，但大部分时间都藏在圣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和修女院里。”
“到罗马之后呢?”
“他待在皮亚韦街23号一栋老旧的小别墅里等待教皇援助委员会帮他安排出逃路线，其间，一名奥地利牧师卡尔·拜耳阁下给予了他精心的照顾。几天后，他拿到一张署名为鲁道夫·赛贝尔的红十字会护照和一张出入阿根廷的许可证。1949年5月25日，他在热那亚登上‘北王’号轮船，出发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艘船好像在哪里听过。”
“的确应该听过。船上还有一名乘客也得到了梵蒂冈的帮助，他的红十字会护照上面写的名字是海尔姆特·格雷格，他的真名是……”
“约瑟夫·门格勒[2]。”
拉冯点点头：“他们俩在船上是否相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沃斯的入境手续办得比门格勒顺利。那位死亡天使对移民官说他是一名技术人员，但他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他在奥斯维辛收集的各种医疗档案和血液样本。”
“沃斯的手提箱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你是说像伦勃朗肖像画之类的东西?”拉冯摇摇头，“据我们所知，沃斯来到新大陆时两手空空。他登记的职业是服务生，所以很快就获准入境了。他的导师艾希曼一年之后也到了那里。”
“那他们两人重逢时可要热泪盈眶了。”
“实际上，他们在阿根廷相处得并不好。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ABC咖啡馆里喝过几次咖啡，但沃斯明显不怎么喜欢和艾希曼待在一起。艾希曼一直在躲藏，做了好几年伐木工和农民。他已经不再是能够左右几百万人性命的年轻天神了。他成了一个需要找工作的劳工，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人。”
“那沃斯呢?”
“和艾希曼不一样，他受过正规的教育。不到一年，他就在一家为阿根廷境内的德国人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1955年，他的妻儿也从德国偷渡了过来，他们一家人团聚了。从手头上的所有记录来看，之后库特·沃斯一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莫区过着平凡而又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直到1982年去世。”
“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被抓?”
“因为他有一帮有权有势的朋友，他在秘密警察队伍里有人，在军队里也有人。1960年我们抓到艾希曼之后，沃斯也藏了好几个月。但是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把莉娜·赫茨菲尔德的家人送上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的男人都在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丝毫不用担心自己被捕或者被遣返。”
“他曾在公众场合谈论过战争的事情吗?”
拉冯淡淡一笑：“你可能觉得很难相信，但沃斯在他去世前几年的确接受过一次《明镜》的采访。你或许也猜得到，他自始至终都坚称他是清白的。他不承认驱逐过任何人，不承认杀过任何人，也不承认偷过什么东西。”
“那沃斯没有偷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这一点，众多大屠杀赔偿专家达成了共识。简单地说，就是那笔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欧洲。库特·沃斯财产的下落成了大屠杀重大未解之谜之一。”
“你觉得钱藏在哪里?”
“得了，加百列，这一点不需要我告诉你。”
“瑞士?”
拉冯点点头：“在党卫军眼里，瑞士就是一个巨大的保险柜。我们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文件中发现沃斯在战争期间经常去苏黎世。但我们不知道和他碰面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办理个人银行业务。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曾经找过一家人帮忙。1938年，那家人的先辈在移民局里遭到沃斯敲诈。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苏黎世挨家挨户地寻找那笔钱。”
“结果呢?”
“影子都没见着，加百列，一点儿线索都没有。瑞士银行业不知道库特·沃斯这个人，也不知道他的脏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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