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8点15分，她从公寓里出来。监视人员趁她坐上配备司机的奔驰车的一瞬间，又抓拍了几张照片。他们跟着她来到巴黎北站。9点13分，她坐上一辆开往伦敦的欧洲之星。经过三天的连续监视，加百列掌握了她的名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她的工作地点。
正是这最后一条信息——她的工作——让乌兹·纳沃特立即宣布她明显不适合这项任务。实际上，在随后的激烈争吵中，气急败坏的纳沃特又说了一些他今后可能后悔的话。他不仅质疑加百列的判断，还质疑他的心智健康。“显然，康沃尔人的思维影响到了你。”他厉声说道，“我们不招募她那种人，我们还要不顾一切地避开她那种人。把她从名单上划掉吧，找其他人。”
面对纳沃特一通激烈的言论，加百列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和冷静。他耐心地反驳纳沃特的观点，消除纳沃特的忧虑，同时向纳沃特强调马丁众多防御网坚不可摧的事实。他们在巴黎看见的那个女人就是传说中的“一鸟在手”，加百列说，如果把她随风放了，那他们可能又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位候选人。纳沃特最终还是妥协了，加百列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鉴于马丁与伊朗人的秘密商业关系，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能一脚踢到街上去的易拉罐。他们需要解决马丁这件事，而且速度要快。
马丁的罪恶遍布全球，再考虑到即将招募的这个女人所持的护照，组织不可能再单独行事了。他们需要找人合作，最好是找两个。纳沃特发出了邀请，英方迅速回应，表示他们会尽地主之谊。加百列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这个请求，纳沃特没有拒绝。总不能带把刀上枪战现场吧，纳沃特表示同意。再说，要对付马丁·兰德斯曼这种人，必须把阿里·沙姆龙带在身边。
44
法国，巴黎，马莱区
许多年前，莫里斯·杜兰德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写的是一个叫作克里斯托弗·梅里的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私人保镖，后来运气不好，被派到瑞士联合银行位于苏黎世班霍夫大道上的总部工作。1997年1月的一天下午，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两名孩子的父亲在巡逻时，走进银行的碎纸室，发现有两台大型碎纸机里放满了各种旧档案，其中包括详细记载着瑞士联合银行与希特勒德国之间交易往来的分类账簿。梅里觉得那些文件出现在碎纸室里十分可疑，因为就在几周之前，联邦法律禁止瑞士各大银行销毁二战时期的文件。他觉得事情不对劲，于是塞了两本账簿到衬衫里，偷偷带回了他在苏黎世郊外简陋的小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把账簿交给以色列文化中心。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的麻烦开始源源不断。
以色列文化中心主任很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谴责瑞士联合银行肆意销毁文件。瑞士联合银行轻描淡写地称，账簿出现在碎纸室里纯属工作失误，并很快把责任推到银行档案员身上。至于克里斯托弗·梅里，他被银行匆忙解雇，很快卷入了刑事调查，案由是他因盗窃二战时期的文件而违反了瑞士银行保密法。全世界都称赞梅里是“档案英雄”，但是在他自己的祖国，他却备受公众谴责，还接到了众多死亡恐吓。更让瑞士人丢脸的是，美国参议院最终通过了这位保镖的政治避难请求。他与他的家人现在纽约平静度日。
当时，莫里斯·杜兰德觉得梅里的行为虽然勇敢且令人佩服，但十分鲁莽。然而，此时的局面又让人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杜兰德已经决定，他只能踏上与梅里相似的老路。讽刺的是，他的动机竟然和梅里的一样。尽管杜兰德先生是一名职业罪犯，长期违背上帝的两条戒律，但他仍然视自己为一个有一定原则、思想深刻、精神光荣的人。他的原则不允许他出售一幅沾了鲜血的油画获利，也不允许他私藏在油画里发现的那份文件。私藏那份文件就是对历史的犯罪，而他也将卷入那天地不容的罪孽，成为事后从犯。
梅里的故事中，有两个方面莫里斯·杜兰德不打算重蹈覆辙——公开披露和惨遭指控威胁。梅里的失误，他总结道，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傍晚杜兰德决定提前关店，亲自把一副18世纪观看歌剧所用的长柄眼镜交给他最重要的客户：汉娜·温伯格。
年过五十但膝下无子的温伯格夫人有两大爱好：广泛收集法式古董眼镜和不遗余力地消除世界上各种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汉娜的第一大爱好让她和“古董科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而第二大爱好则促使她在法国建立了以撒·温伯格反犹主义研究中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祖父。她祖父在“黑色星期四”，即1942年7月16日巴黎围捕犹太人的行动中被抓，其后死于奥斯维辛。现如今，汉娜·温伯格已经成为法国最具声望的“历史记忆积极分子”。反对反犹主义的行动为她赢得了一帮拥护者——包括现任法国总统——但同时，也结下了许多难缠的敌手。温伯格中心长期受到各种威胁恐吓，汉娜·温伯格本人也一样。因此，莫里斯·杜兰德是少数几个知道她住在巴黎第四区帕维街24号她祖父那栋老房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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