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留着舅舅那样的羞惭。有很多年都不承认自己是写作者。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作家，就会像民哲、民科一样不自知。我这样劝导自己：你自己也踢球，可是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同理，你自己也写作，凭什么就能当作家?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需要天赋和训练的东西。有一次我参加酒局，碰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东家热情地介绍：“阿乙也是写小说的。”我脸臊得通红，觉得被出卖了。我不敢承认自己和对方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先知》，寄托的便是自己的哀伤。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便会触目惊心、五味杂陈。我写《先知》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我觉得后者没有资格展露自己的高贵，我也不希望别人踩灭我的火把。
为了让自己继续下去而又不至疯狂，我时刻调解自己。我说：你写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样，是个兴趣爱好，你吃饱喝足了，用你的工资养养它，无可厚非。你爸爸下的是臭棋，你看他也很快乐。我就这样也很快乐。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我将自己掩藏得很好。直到今天我还害怕说我其实也写诗，我写的诗总是安上瓦西里这样的名字，有时还会加上括弧(1841-1886)。我想人们对死人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死人总是尊敬，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盖棺论定的名人。我后来敢于以阿乙的名字大张旗鼓地写小说，是因为老罗(罗永浩)在看过我悄悄发去的博客地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认为我是一个小说家。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型的小说，是在那时，我决心开始正儿八经像一名职业作家那样写。后来有很多人也表扬过，我还会细细分析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以免落于城北徐公的圈套。但是这一切都在慢慢变化，我自己也在，我心理再阴暗，也不至于在今天认为这些人是完全出于爱心。
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我应该感谢秦轩、叶三、黄斌、北岛、杨典、楚尘、胡思客、何家炜、王小山、李敬泽、陈晓卿、王二若雅、彭毅文还有余学毅，还有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会掐着指头算计这些飘进我耳朵里的直接的、间接的表扬。我以前怕借你们的名字自重，现在觉得适时感谢是起码的礼貌。我一直反复回味你们说给我的话，并以你们的姿态读我自己的文章。
希望原谅我的可笑。
我仍旧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我喜欢当牙医时的余华，我喜欢他在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天下宁静，好像窗外飘满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我的兄弟阿丁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
阿乙
2010.8.10凌晨
意外杀人事件
献给六个本地人、一个外地人，或者这世界的随便什么人。
这个火车站是荒谬的所在。如果不是产权不明，地产商一定会拆了它，现在，野草从货运操场长到候车室，招惹来老鼠和黄鼬，我们除非着急拉屎，否则不去那里。
1997年它建成时，烈日下悬浮着红氢气球，两侧电线杆上拉满彩纸，我们红乌县有一万人穿戴整齐，一大早来等，等得衣衫湿透。“出口气了，”有人这么说，大家点头把这话传了下去。也有人跳下月台，将耳朵贴在光新的铁轨上听，说：“该不会不来吧?”
“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一位老工人应道。大家被这掷地有声的声音稳住，讨论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来，好似红乌已和它们平起平坐，今晚爬上火车，明早也能看到天安门升旗了，不知道北京的早晨冷不冷。
下午5点，火车张灯结彩驶来。也许是没见过这么多前呼后拥的人，它猛踩刹车，齿轮和铁轨摩擦过度，溅出火花。我们振臂欢呼，以为它就要停下，不料它长啸一声，奋蹄跑了，车底排放出的大量白汽，喷了我们一脸。
后来我们知道，几乎在红乌站建好的同时，铁道部下达了全国大提速的文件。所谓提速，其一要理解为火车本身提速;其二要理解为有些小站必须牺牲。我们坐在人工湖畔，看着从不停靠此地的火车从对面铁路坝驰过，心酸地念顺口溜：
红乌县啊红乌县，
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火车一夜过六趟，
睡觉不方便。
我们想这是动物园的观光车，那么多外地人坐在里边，一遍遍参观笼子里的我们，总会生出一点优越感。我们房子这么矮，路面这么破，什么像样的历史都没有(1)。
我们想它出点事。1997年冬它果然在20里外的茶铺脱轨，不少红乌人去捡碎片，据说摔得稀巴烂。然后我们和它的关系麻木了，就像习惯一个亲人打呼噜，我们习惯它在深夜轰隆隆驶过。但就是这逐渐被遗忘的东西，三年后像故事里的伏笔猛然一抖，抖出一桩大事来。这件事割痛了所有红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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