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去吉祥乡则索性没有一丝柏油的意思了，有时小心开了很久，还得倒车，因为对面拉猪的车没有倒车功能。到了吉祥派出所，随行的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又勒令吃土鸡和土鸡蛋，如是酒行三巡，我们着急，局长说，人都死了，急什么?
我们复核派出所的户口档案，发现周力苟确有此人，但是档案上的照片被撕了，问为什么，派出所内勤说，是补办身份证时缺相片，撕下的。我们想，管他呢，找到周力苟家就可以了，就有数了。这样到了傍晚，我们坐摩托车，才走到周家铺村六组45号，却发现传说中的周力苟脸变瘦，痘变没，赫然坐在屋内抽烟呢。我说：你是周力苟?周力苟说：我是周力苟。
我们跑了七百多公里，爬了山，过了河，像是哥伦布坐了船，过了海，冒千辛万苦，想看死人，结果死人健在。我后来不死心，还问，你说身份证两年前掉了，知道掉给谁了吗?周力苟说：娘啊，我也想知道呢。
婊子养的。好好的，丢什么身份证。
回来后，那副局长安抚我说，还有汪庆红呢，汪庆红还可以查嘛。但是我的双手已然空空，心里也是这样，我们原盼以周力苟带出汪庆红，现在却只剩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了。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一无民族，二无生日，三无住址，从哪里查?而且庆红庆红，全国庆红多矣，鬼知道是哪个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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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文宁县城后，我们用一周时间，查到12个汪庆红，接见12个汪庆红。我一个个地问：去过隔壁省吗?长江大桥是怎样的?有没有掉身份证啊?有没有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他们答：没有，没有，没有。
我继续说：这样吧，你发发声，发高点，发尖点。这些老头、小孩、年轻人，努力配合，有的还飚起《青藏高原》，但我始终听不出有多高尖入耳，也听不出有多不高尖入耳。我糊涂了。糊涂得不行。人都死了，怎么会给你唱歌呢?但是大家觉得是大事，唱唱无妨，唱唱就清白了。
更糊涂的是，周力苟的身份证掉在本县乡下，基本上是本县人捡了，这样，凶手就在本地。但是查遍本县，也没听说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失踪。如果是外地人捡到，就要全国协查，或许能查出三五十万的失踪人口。汪庆红更可怕，他要真的是汪庆红，文宁县没有。以文宁县有12个估算，全国恐怕得有36000个吧。万一是假冒的汪庆红呢，怎么办?又得让这36000个汪庆红回忆身份证都借给谁了。万一是掉了，又怎知是掉给谁呢?又或者，那13号尸体本来就做了个假身份证呢，怎么查呢?大海里的冰棍看来是要化完了。
我们灰溜溜地上车回家，上路前，还问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说，没有，就只这条山道，保重。吉普车蹬腿上山，蹬腿过河，在省道上撒开了腿跑，跑了半天，上了高速，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加油时，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来电话了，竟然说又有一个汪庆红来自首了。我们觉得人不能这样被耍。
但事情就是这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孙悟空灰头土脸得不行时，他的神仙朋友就出来了。这个神仙一见到我就下跪了，说，我不该把身份证借给吴军。
这个人其实不叫汪庆红，叫汪庆虹，从小到大都叫汪庆虹，只是户籍警笔误，把身份证上的虹写成红了。结果户口档案上叫汪庆虹，身份证又叫汪庆红，像张错币。你觉得很奇妙，但很多人，登记的是王耀文，自写的又是王跃文，全国有几人又分得清国林耀和国林跃，侯耀文和侯跃文呢?事情既然峰回路转，就不怪人马虎了。
我问汪庆虹：吴军声音尖不尖?
汪庆虹说：尖!
我问：尖到什么程度?
汪庆虹说：像是鸟儿叫。
我心想是这么回事，幸福彼岸旅社的老板也是这么说的，像是鸟儿叫。
汪庆虹说身份证是1997年8月份借给吴军的，当时吴军和他在食品厂共事，吴军说身份证在澡堂掉了，汪庆虹抽了吴军一耳光，说赔钱，吴军咬着腮帮赔了20元。吴军没过多久就被厂里开除了，原因可以去问厂里的每一个人，就是他喜欢唱戏，入了迷，有一天以为是自己一人揉面，偷偷在车间对镜子画鬓角，画口红，画完了咿咿呀呀唱起来，唱完又揉面。当时有个工友恰好回来，看到油彩跑面团里去了，恶心了，就报告厂长了。厂长心说这是搞卫生防疫检查呢，提着五十块钱就去甩他脸了，滚，滚，滚。吴军气鼓鼓地滚了。后来听说去东街孔孟旅社做事了，去那里不奇怪，那里的老板爱听戏。
汪庆虹说，吴军长得凶，脸瘦，能见骨头印，眼窝深陷，目珠却吓人，牙齿也突出。很多人识他，却不知他是哪里来的。人问，就说是黄山卖过画，嵩山练过武，庐山写过诗，唐山学过戏，号四大山人。
我们去食品厂调查，得到的结果和汪庆虹差不多。厂长说，他被开除时，用鸡爪子抓我下摆，说父母早亡，命运多舛，食饭不易，生活困顿，你不爱才也爱人啊。我觉得不是那回事，挥手掸他，他又暴怒地说：别以为你是主宰，我犯什么错啊，你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告去。我说，告去!告去!。他却仍然抓我衣服，不是抓了，是揪，我就叫人把他扔出门了。这人来路不对，进厂也没登记身份证，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只要能做事就留，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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