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渊好奇地说：“为什么?一个杀人犯，一个贪官，就因为你的高超辩护，逍遥法外了。”
陈若怡说：“首先，我全力以赴地为这些犯罪人辩护，并不代表我在情感上认同他们，在情感上我是排斥他们的，也是希望他们接受法律制裁的。就像《为废除死刑而战》中有一段巴丹戴尔与他儿子的对话，巴丹戴尔倾注了全部的热忱为死刑犯辩护，使一个个的杀人犯逃脱了死刑的制裁，于是他儿子问：‘爸爸，你真爱那些杀害小孩的凶手吗?’巴丹戴尔向他解释说，一个律师的本职就是为被告辩护，即使他是杀害儿童的凶手，但是这仅仅是辩护，并不等于他就热爱为之辩护的那些人。所以，辩护是我的本职，不论这个人多么罪恶滔天，我也要尽力为他辩护，这和你要尽力指控他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各司其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没有罪恶感?因为只要这个案件因为程序非法而判决无罪，这就是一个在法律上无罪的案件。我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杀了人，真的受了贿，在法律上就应该判决他无罪，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所以，我通过程序辩护使法院判决他无罪，捍卫了程序公正，不仅是我个人的胜诉，也是法律的一种胜利，我应当感到高兴，而不是有罪恶感、愧疚感。犯罪人虽然逍遥法外了，但这是程序非法的代价，必须用这种痛来唤醒司法人员严守法治程序，不留程序漏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规范司法程序，促进司法公正。”
向渊听完，对陈若怡肃然起敬，由衷地说：“说得好，我完全赞同。不过，要做到如此处之泰然，你的心理还是很强大的。”
陈若怡说：“我也就这么一说，这种通过程序辩护判决无罪的案件还是很难的。其实，程序性辩护有很多技巧，但很难有成效，因为虽然非法取证是有，但我们很难找到证据，就算是刑讯逼供，到审查起诉阶段伤也早就痊愈了，没有痕迹了，怎么证明?而且让人难受的方式很多，不一定就得靠打，更别说其他非法取证，威胁、引诱、欺骗，哪样我们都拿不到证据。就算是唯一能够发现一点线索的同步录音录像，你们检察机关也说这不是证据，只是你们的工作资料，不移送法院，也不给我们看，我们只有提供存在非法取证的证据或线索才能查阅，但不能复制。我们要看同步录音录像就是为了发现非法取证的线索，但你们却要我们先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才能看，这是什么道理?所以，非法证据排除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就像是空中楼阁，好看不好用。”
向渊说：“这个我理解，刑辩难首要就是取证难，取不到证，说再多也没用。”
陈若怡说：“让我们感到最艰难的还不是取证，而是说服法官接受我们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我常常感觉很无力，很无奈。我们写一份辩护意见，有的时候绞尽脑汁，花了很多心血，写得丝丝入扣，鞭辟入里，最后呢?法官一个字没看上，他也不给你理由，就是驳回。你看现在的判决书，我们大段大段的辩护意见，在判决书里就变成了三两句话，而且基本上都是‘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我们没有说我们的意见一定是对的，一定要你法官采纳，但好歹你在判决书里回应一下，就是不采纳也认真反驳一下呀，就是反驳也是对我们劳动付出的一种尊重呀。所以我感觉这是法官不尊重我们，真是一种挫败感呀，而且败得很冤，很郁闷，很憋屈。”
向渊说：“是啊，我也一直呼吁判决书要加强说理，你看人家台湾的判决书，有的长达几十页甚至上百页。我曾看过一份台湾的判决书，洋洋洒洒，对控辩双方的每一点意见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评论，采纳或不采纳都阐述了详细的理由。这一份判决书就一百多页，简直可以出一本书了。做这种法官很累，但也赢得了控辩双方以及整个社会的尊重。我们国家的法官经常喊累，但他们写的判决书实在太简单了，根本没有什么理论分析和阐述，直接下结论，这种判决怎么可能具有很高的司法公信力?”
陈若怡笑着说：“呵呵，法官要是知道我们控辩双方都在这里‘吐槽’他们，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呢。”
向渊说：“这次办钟天崖案件，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控辩双方联手起来对付法官了。”
陈若怡说：“呵呵，敌人变成了战友，还让我挺不习惯的。对了，你在检委会上已经表明了你的意见是这个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要你继续担任公诉人吗?”
向渊说：“是啊，我是个人意见，必须服从检委会的决定呀。”
陈若怡说：“这也是体制的无奈呀，逼着一个公诉人去指控他自己都认为无罪的人。”
向渊无奈地说：“是啊，公诉人的职责是起诉有罪的人，我们怎么能把一个无罪的人推上被告席，让法院判他的刑呢?一想到我要亲手起诉一个无辜者，我就觉得很心痛，如果这个人因我的起诉而蒙冤甚至被判死刑，我这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一生都要在良心的煎熬中度过。”
陈若怡说：“看来，这个案件你是但求一败呀。”
向渊说：“判决无罪，不能简单说就是公诉人败了。”
陈若怡说：“你们公诉人出庭，不就是要追求有罪判决吗?我看你们公诉人搞业务培训，都是在讲怎么驳倒我们律师的，好像把我们驳倒了，你们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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