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医生，我和特雷尔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特雷尔今年多大?”
“16岁。”
小女孩抬头看着我，开心地微笑。我再一次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能闭上眼睛。
每次都是这样，而且让我吃惊的都是——她们都不是意外怀孕。这些小女孩们想生小孩，可是她们本身尚是需要别人关怀的孩子。没有人明白她们到底在想什么。人们表面上说要节育、要禁欲，这都很好啊，可是事实上呢?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事实就是如此：特雷尔，我们为什么不行?
“他爱我。”眼前这名14岁的小女孩告诉我。
“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告诉她。”她开始扭来扭去，不太自在，毕竟只是一个14岁大的黄毛丫头，“我希望您能陪着我告诉妈妈。”
我点点头，“好吧。”
我学会了倾听，将心比心而不是妄下判断。当住院医生时要发表演说，当时我高高在上，俯看台下的病患，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将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曼哈顿某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面容憔悴的17岁少女，她跟第三个男人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小孩。她直视着我，一语道破冷冰冰的残酷现实：“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从此之后我不再妄下判断。现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只听不说，不再扮演苦口婆心的白人，反而成为了更加称职的医生。我会竭尽所能地给这名14岁的少女以及她的孩子最好的照料，不会告诉她特雷尔不可能留下，不会告诉她从此将前途尽毁，也不会告诉她按照这里大多数此类病患的际遇，她在20岁之前至少还会碰上两个类似特雷尔这样的男人。
如果每天都想这些事情，我迟早会疯掉。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诊疗室要比我的办公室大一倍，跟牢房差不多大(这可不是我的亲身体验哦)，漆上了公共机关常用的绿色，就像小学厕所的颜色。视力检查表，就是那张让你指出E的开口指向哪个方向的符号表，挂在门后。一面墙上贴着已经褪色的迪斯尼图案，另外一面墙上贴的是营养成分摄取金字塔结构图。我14岁的小病患坐在诊疗台上，上面挂着卷筒面巾纸可供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面巾纸卷起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卡内基餐厅包装三明治的画面。
暖炉开得很大，屋里热乎乎的。对于一个经常有小孩脱光光的地方，温度高一点十分必要。我穿着平时看诊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布鞋，普通的西装衬衫和颜色醒目的1994年“拯救儿童”领带。我没有穿白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吓到孩子。
我那14岁的小病患是个好孩子，她的年龄总让我挥之不去。奇怪的是，那些怀孕的少女都是好孩子。我帮她介绍了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妇产科医生，接着和她妈妈谈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新鲜事，正如我说过的，这种事情我每天都在重复地做。当女孩要走时，我们相互拥抱。抱着她时，我和女孩妈妈交换了一下眼神。每天，大约有25位妈妈带着小孩来找我，到了周末，只有很少几个人顺利结了婚，我用双手都能数过来。
我刚刚说过了，我不会妄下判断，但这不妨碍我观察。
她们走后，我在女孩的病历卡上写下记录。我往后翻阅，这女孩从我在这儿做住院医生就开始找我就诊，这表示从8岁起，她就在这个医院看病了。我翻看着她的成长记录，记起她8岁时的样子，再想想刚刚的模样，变化不大。我终于可以闭上眼睛，按摩了一下。
荷马·辛普森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收信了，呦呼。”
我睁开眼睛转向电脑屏幕。荷马·辛普森就是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有人把毫无生气的“你收到了邮件”语音提示换成了辛普森的声音。这正和我意，老实说，我非常喜欢。
我正要看刚收到的邮件，却听见对讲机沙沙作响，总机旺达说：“你的，嗯，你的……莎娜在线上。”
我理解她的困惑，道谢之后，按下闪烁标志：“你好，亲爱的!”
莎娜却挂了手机。我赶忙起身穿过走廊。莎娜从街上进入医院大门，气呼呼地走进房间，好像谁惹了她。莎娜是个模特，身材修长，是少数以单名为人所知的人，就像“雪儿”一样。莎娜身高6尺，体重190磅，正如你所料的，所到之处她总是引人注目的焦点。莎娜进入房间，候诊室的所有人纷纷转头注视。
莎娜经过服务台，不做停顿直接往里走。柜台服务人员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莎娜推开门，冲着我说：“一起吃饭，马上就走。”
“我跟你说过了，我今天会很忙。”
“穿上外套，”她毫不理会地说，“外面很冷。”
“我很好，明天才是周年纪念日。”
“你请客。”
我稍作迟疑，她知道我投降了。
“走吧，贝克，会很有趣的，就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样。还记得我们一起出去看美女吗?”
“我从不看美女的。”
“好吧，是我看美女。拿着你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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