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与人”咖啡馆内，坐在卡雅对面的男子说：“对，我们住在一起，她没回家，所以我觉得我得做些什么才行。”
“当然，”卡雅说，瞥了哈利一眼。这时是早上八点半，他们花了三十分钟从奥斯陆开车来到德拉门市。他们先在办公室开了三人的早晨会议，最后哈利解除侯勒姆的职务。侯勒姆一语不发，只是深深叹了口气，将自己的咖啡杯清洗干净，驾车返回布尔区的鉴识中心，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
“你们有奥黛蕾的消息吗?”男子说，看了看卡雅，又看了看哈利。
“没有，”哈利说，“你有吗?”
男子摇了摇头，转头越过肩膀朝柜台看去，确认柜台前没有客人等候。他们坐在吧台高脚椅上，面对窗户，窗外是德拉门市的许多广场之一，广场的开放空间被用来当作停车场。“咖啡与人”贩卖咖啡与蛋糕，定的价格跟机场一样高，试图给人一种属于美国连锁咖啡馆的感觉，也许它们真的是吧。和奥黛蕾·费列森住在一起的男子名叫盖尔·布隆，年约三十，时时一脸苍白，鼻头冒汗发亮，一双蓝眼睛总是露出困惑的神色。他的职位是“咖啡师”。九十年代咖啡馆首度登陆奥斯陆时，咖啡师这个头衔令无数人艳羡。这个头衔跟煮咖啡有关，而煮咖啡是一种艺术形式。哈利认为，煮咖啡的艺术主要在于避开明显易犯的失误。哈利身为警察，善用人们的声调、措辞、用语和语法错误来判断对方的身份。盖尔的穿着、发型和行为，看起来都不像同性恋，但他一开口说话，就无法让人觉得他不是同性恋。他说话时，元音的发音特别圆润，经常使用有点儿累赘的装饰词语，说话发音又稍嫌做作。哈利知道盖尔有可能是绝对的异性恋者，也注意到卡雅已太早下定论，因为她说奥黛蕾和盖尔是“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因为经济因素，而在市中心同住一套公寓。
“我有，”盖尔回答哈利的问题，“我记得今年秋天她去过山间小屋，”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像是他觉得这种行为对他而言非常陌生，“但那不是她失踪的地方。”
“我们知道，”卡雅说，“她有没有跟谁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我跟她不会聊这种事。我们共享一间浴室就已经够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她有她的私生活，我有我的。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觉得她不太可能一个人跑去荒山野地。”
“哦?”
“奥黛蕾很少自己做什么事，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男人跟她一起去小屋，但要我说出是谁简直不可能。坦白说，她跟男人的关系有点儿乱，她没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倒是很多，但是她不会让这些男性朋友彼此碰面。她就算不是过着多重生活，也是过着双面生活，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她不诚实啰?”
“也不尽然，我记得她给过我用诚实方式分手的建议。她说有一次她趁某个男人从后面干她的时候，用手机越过肩膀朝后面拍照，打上她男友的名字，发出照片，然后删除收件人，一气呵成。”盖尔面无表情地说。
“厉害，”哈利说，“我们知道她在山间小屋替两个人付了钱，你能给我们她某位男性友人的名字吗?好让我们从这位男性友人开始查起。”
“恐怕没办法，”盖尔说，“可是我报案说她失踪的时候，有个警察查过她前几周跟谁通过电话。”
“是哪位警察查过?”
“我不记得名字了，只知道他是本地警察。”
“好吧。我们在警局还有会要开。”哈利说，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哦?”卡雅说，坐在椅子上并未移动，“警方停止调查这件案子了吗?我不记得在报纸上看过这件事。”
“你们不知道吗?”盖尔说，向柜台前两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打个手势，表示他马上过去，“她寄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哈利说。
“对，从卢旺达寄来的，远在非洲的那个国家。”
“她写了什么?”
“很简短，说她遇见了梦中情人，还说我必须自己付房租，直到三月她回来为止。那个贱人。”
咖啡馆到警局只要走路就到了。一名警监在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接待他们，这名警监的头宛如南瓜，名字哈利听了转眼即忘。南瓜警监替他们端来用塑料杯装的咖啡，他们的手指碰到塑料杯时差点儿被烫到。此外，南瓜警监只要发现卡雅没在看他，立刻就会盯着卡雅。
南瓜警监开始给他们上课，说挪威随时都有五百到一千人失踪，这些人迟早都会出现，倘若每次出现疑似犯罪的行为或意外，都要去调查失踪人口，那么警方就没时间去做别的工作。哈利想打哈欠，但硬生生吞了回去。
以奥黛蕾·费列森的案子来说，警方甚至收到过她还活着的证据，而且放在某个地方。南瓜警监将他的南瓜头探进未侦破案件的档案抽屉里，找了半天终于拿出一张明信片，放在哈利和卡雅面前。明信片上是一座圆锥形高山，山顶云雾缭绕，但没有文字说明这是哪座山，位于何处。明信片上的字迹潦草而丑陋，哈利只认得出奥黛蕾的签名。上头贴的邮票有卢旺达的国名，邮戳写着“基加利”，哈利只依稀记得基加利市是卢旺达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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