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头看了看事务长。
“我有旅行支票。能兑现一张给我吗?”
他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女士。您把旅行支票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会打开保险箱为您兑现。而且，我们必须帮您找一找钱包。您最后一次见到钱包是什么时候?”
“哦，开饭前的几分钟。这个不重要。里面只有两三美元。”终于从休息室里得以脱身。我独自一人爬上升降梯，紧握栏杆，挣扎着站稳脚步。女乘务员已经整理过房间。为了阻挡暴风雨，舷窗已经被封好，床铺已经放了下来，干爽而整洁。灯光中的隔间既温暖又舒适。我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护照还在那，但是旅行支票却不翼而飞了。
我坐下来仔细盘算着。我得弄点钱来，以备不时之需。我可以从鲁伯特的那些百元大钞里抽出一张来用，等我到了华盛顿从银行取出钱来再还上。我忽然记起，在另一只箱子里，有一张旧的旅行支票。偷东西的贼肯定找不到。旅行支票躺在一堆袜子和衣服中间。一共两张，每张五十美元。
我用钢笔在两张支票上都签了字。由于没有吸墨纸板，我只能等着墨水自然晾干。我一边等，一边想，突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我现在要怎么处置鲁伯特的那笔钱呢?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我才穿过走廊，来到事务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栅栏后耐心地等候着。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支票放在架子上。
“能帮我兑现这两张支票吗?这是我的护照。”他面无表情地接过两张支票，“您想要多大面值的现金，女士?”
“九张十美元的，十张一美元的。”
他按我的要求数出一百美元。我给了他一美元，作为支援海员之家的善款。
那个下午，我一直沉浸在震惊当中，已经没有力气去弄清事务长的身份了。不过，既然鲁伯特的钱已经藏好了，我的胆子稍微大了些。
“谢谢。我在奎斯奇亚见过你，是不是?在勋爵的家里，你当时没穿制服，打扮得像个花匠。”
他疑惑的表情足以乱真，“不，女士。勋爵先生是有几次坐过我们的船，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他在奎斯奇亚的家。”
我犹豫了一下。这有什么用呢?很显然，他会否认一切。谁会相信这么怪诞的事?船上的事务长伪装成不识字的花匠。我怎么去证明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呢?
我转过身，来到通往玻璃屋子的升降扶梯口。阵阵舞曲迎面而来。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他们又打开了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品尝着睡前饮料。整间屋子就像盛满了光亮和噪声的空心玻璃盒子，温暖、干爽，被四周的黑夜和暴风雨紧紧地包裹着。肆虐的狂风怒号着打在厚厚的玻璃上，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可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些。在危险的核心位置，他们感到很安全——就像那些不顾通货膨胀威胁、只顾痛快花钱的牟取暴利的人们一样。
托尼把我拉到一边：“我们必须得谈谈。到你的隔间去?”
“不行，”我小声说，“那里有个通风口。在里面说的每一句话，走廊上的人都能听到。”
“那么，今天下午……哦，天哪!在哪儿?”
我尽力去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谈这个话题，“到刮着大风的甲板上怎么样?”
“冒着这么大的雨?”
“这是隐私。你觉得呢?”
“好吧，十分钟后见。”
托尼放大了声音，和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
难道事务长真的是出现在鲁伯特勋爵书房窗口的那个自称不识字的人吗?是我从勋爵家里离开一小时后在圣安德鲁当地的邮局看到的那个写电报的人吗?
我还能勾画出那天在鲁伯特书房的场景——甚至记得花匠环视四周确定周围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停留在书上的眼神。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他看那些书时的眼神就像那些识字的人看书时的感兴趣的眼神。我记得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本书里，一个衣裳褴褛的小男孩就是这样被莫蒂默·莱特伍德发现他识字的。
现在，我确定事务长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非常肯定。如果到头来是我错了，只能说明我的眼睛或者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一定是除了我的眼睛和精神之外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件事都令人费解，而且像鬼故事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应该发生什么事和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分歧。就像在黑暗之中下楼梯，本来已经没有楼梯了，你还以为有一个台阶。结果是你不止会摔倒，还会使人们对感官的可靠性失去自信，我们平时就是靠着这种信心生存下去的，尽管它不易被察觉。打比方说，如果随便扔一块石头，我们“相信”它会掉在地上。如果这块石头像轻飘飘的羽毛一样飞走了，人们会多么震惊啊。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件怪事，事前没办法预料，事后依旧无法解释。
为什么圣克里斯蒂娜号上的事务长在我面前要伪装成花匠?如果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就知道我会乘坐这艘船，因为事务长可以看到乘客名单。他就不担心我认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他认为，根据常识，人们不会把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的事务长和衣衫破旧、不会写字的花匠联想在一起?如果不是恰好瞥见他穿着花匠的衣服在圣安德鲁的邮局里写电报，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把他们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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