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说的“心理学”并不是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而是指“认知心理学”(cognitivepsy chology)。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海伦·麦克洛伊和格拉蒂斯·米歇尔那种早年的“精神分析”推理小说有本质区别。
举动，就是威灵医生破解其动机的核心线索。《月光下的男人》中的凶手一句下意识的话，反映出他(她)对某人心怀仇恨。《致命的真相》和《谁的电话?》当中的凶手都是一句话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某种感官异于常人。《冒牌的拜佐尔·威灵》中威灵医生通过分析盲人对世界的感觉，得以解开奇怪的死亡留言。而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线索，恐怕要数《谋杀提示》当中凶手的怪异行为。凶手为何两次闯入剧院附近的刀具店，却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只是放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拜佐尔·威灵医生在最后给出了完美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线索不只局限于人，还可以推广到动物。《分足先生》里鹦鹉转述的死亡留言《恐慌》中狗的异常行为，都是动物留下的心理线索。此外，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喜欢“涂鸦”这种线索。一般是受害者或者凶手在纸上留下奇怪的记号，含有某种隐晦的意义，一旦它得以破解，案情也就明晰了一大半。涂鸦本身是物质线索，但它反映的是受害者或凶手当时的思想，因此也可算是一种心理线索。《妖怪市场》中，死者生前留下的由饼和方块构成的神秘图形《跑掉的那一个》中，由E、I、R三个字母组成的圆圈;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中，电话簿上的无形状涂鸦，都是典型的涂鸦线索。
和威灵医生锐利的心理洞察力相对，小说里的凶手也经常采用心理方面的诡计。最典型的是恐吓诡计，代表作有《犹在镜中》、《唱歌的钻石》《时间的问题》。此外《分足先生》的心理密室和《烧毁》里凶手对狗的听觉操纵，也都属于心理诡计。
强调心理学的推理小说不少，但像海伦·麦克洛伊这样持续、稳定地采用心理线索和心理诡计的作家则不多见。这是她和传统推理小说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伦·麦克洛伊的拜佐尔·威灵医生系列作品在古典推理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
继往开来的“理系推理”
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案情解决需要用到生僻的科学知识。套用日系推理界一个时髦的词汇，就是“理系推理”。和某些日本作家纯粹炫学、可有可无的“理系推理”不同，海伦·麦克洛伊小说中的科学知识总是对案情解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作者自己很好地概括在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开篇的第一句话里：
拜佐尔·威灵医生经手的大多数谋杀案，核心线索往往是一条生僻的知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死亡之舞》中，作者讨论了毒药引起身体变热的科学依据《月光下的男人》中，威灵医生通过某种金属的特殊化学性质，推断出死者生前从事的秘密的化学研究;《致命的真相》《谁的电话?》和短篇《无辜的窃听》中，威灵医生都运用了关于人体感官的生僻知识《谋杀提示》中的一条核心线索涉及某种特殊的疾病;非系列作品《恐慌》和《冒名者》中，作者相当专业地讨论了多种密码学算法《三分之二只鬼》的知识竞赛涉及医学和文学的生僻知识，后来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而《时间的问题》里，凶手的心理诡计，其科学基础干脆就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
身为一个女作家，海伦·麦克洛伊能在作品中运用这么多的科学知识，无疑难能可贵。和早年R.奥斯汀·弗里曼、亚瑟·瑞夫开创的“科学侦探”不同，拜佐尔·威灵医生从不使用奇怪的科学仪器(《月光下的男人》的测谎仪除外)，也不把科学实验当成是一种常规的侦破手段，而只是用知识来进行推理，这一点非常接近我们即将阐述的直觉主义流派。
“直觉主义”的联系
就欧美古典推理小说而言，和“现实主义”相对的流派是“直觉主义”(intuitionist)。直觉主义强调侦探的天才推理，而不是办案程序和物质证据。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是黄金时期的“三巨头”——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埃勒里·奎因。古典推理小说作家或多或少总会受到这三巨头的影响，海伦·麦克洛伊同样不能例外。譬如《谁的电话?》当中的一条核心推理，就和克里斯蒂的短篇小说《巧克力糖盒》如出一辙;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海伦·麦克洛伊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发表了不下十四部中短篇小说，她直白流畅的叙事风格颇似奎因;而《冒牌的拜佐尔·威灵》题献卡尔夫妇，则表明她和卡尔过往甚密。
直觉主义流派的一个标志性产物是“不可能犯罪”，意指那些表面上看来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罪案，比如凶手从密闭的房间里消失。“不可能犯罪”小说的解谜趣味不只在于找出谁是凶手，更在于破解凶手的作案手法。海伦·麦克洛伊有多部作品涉及不可能犯罪，兹列举如下。
●《死亡之舞》(1938)——死者在大雪天中暑身亡。两个人喝下同一杯毒药，一人死亡，另一人却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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