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了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玩儿。”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还是噩梦不断，白天则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走读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修养身体是我当下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噩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反应变得迟钝;可是我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像受惊的猫一样跳起来，但我依旧尽量装出一副恢复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下些什么。“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这样的话显得十分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就诊前的那个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薄暮时分，窗外琥珀色的光线正在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却被卡在出口。爷爷一边用依地语大骂，一边对着机器踢几下。不得已，他只好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胳膊也被卡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进屋的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
“去找那只鸟，还有圆圈。雅各布，你听到了吗?你这该死的蠢货……”
随着“啪”的一声，窗户被打碎了，玻璃碴撒了一地。紧接着它们钻进来了，一个个伸着长长的黑触须向我们扑来……
梦到这里，我哭着醒来了，心跳时快时慢，胃里发出一阵阵痉挛。
关于梦境的内容，我向戈兰医生讲了不下百遍，但他不嫌麻烦，每次都要让我重新描述。他似乎在对我的潜意识进行交叉质证，希望能找到之前没发现的线索。
“在梦里，你爷爷说了什么没有?”他问。
“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说，“都是鸟、圆圈和老人墓。”
“这是他临终时说过的吧?”
我点点头。
戈兰医生五指并拢，托着下巴，摆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姿势。“你觉得这些事物隐藏着什么含义?”
“这能有什么意义啊!”
“尽管你这么回答我，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他说。我多么希望自己一点也不在意爷爷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啊，可我做不到。它们和夜夜不断的噩梦一起折磨着我，快要把我吞噬了。我宁愿爷爷把这些告诉了别人，甚至心里有点责怪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知道呢。
但戈兰医生坚信，如果能弄清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我就不会再受噩梦的折磨。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几个单词冥思苦想起来。
波特曼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有一些的含义是明确的，比如那个小岛。他童年有过被恶魔追杀的经历，逃到岛上才侥幸活命;现在他担心恶魔来找我，因此理所当然地说那是唯一能让我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爷爷临终前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他可能干了一件什么大事，但来不及告诉我。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这应该就是“圆圈”、“老人墓”和“爱默生”这几个词的真实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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