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回来了，他递给我一个有柄的圆形大杯。“里面加了点东西，”他说，“这是个秘方，能让你马上恢复精神。”
我说了句谢谢，抿了一小口。等我意识到杯子里装的是高浓度威士忌时，已经太迟了。似乎有一股汽油涌进我的食道，我的脸立刻变红了。
“这酒的劲头可真大。”我坦白说。
他皱了皱眉，说：“估计我得去找你爸爸。”
“不，我没事的。如果你能再说说空袭的事，那可就太感谢了。”
马丁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你说你爷爷在那儿住过，难到他从没跟你提到过此事吗?”
“我也有点不明白。”我说，“我猜，爆炸是在他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你记得确切的时间吗?是在二战的前期还是后期?”
“很惭愧地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既然你这么急切地想知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我叔叔奥基，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别看他已经八十三岁了，可说起话来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尖刻。”说到这里，马丁看了看表。
“如果我们能赶在《老爹特德》开播之前到他那儿，我敢肯定，他会乐此不疲地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他说。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了奥基家里那个加厚的沙发上。与其说我们是坐在上面，不如说是陷在里面;起居室不仅摆放着沙发，还码着一堆堆旧书和装着旧鞋的鞋盒;屋顶同时挂了好几盏灯，但只有一盏亮着;坐在有些黑暗的屋子里，如同身处卡尔斯巴德洞穴。
的确，在这个遥远偏僻的小岛上生活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像老鼠，我心想。
奥基坐在我们对面，上身穿一件磨薄了的运动衣，下身穿着睡裤。他好像一直期待能有个伴儿，能有人陪他说说话，而不仅仅是为他提提裤子整理衣服。他很快打开了话匣子，先从凯恩霍尔姆岛的气候谈起，然后分析了一下威尔士的时事政局，接着又批判起现在的年轻人，骂他们离经叛道、太不像话。他一边说一边在安乐椅里摇来晃去。看来，我们的到来让他很高兴，他总算找到听众了。
马丁好不容易才让他把话头转向孤儿院被炸事件和那些下落不明的孩子们。
“没错，我还记得，”他说，“这些人有点怪怪的。偶尔在街上能看到他们，有时孩子们和院长一起，有时只有孩子们自己。他们是出来买牛奶、药品等生活用品的吧。如果你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把头扭向一边，根本不理会你。他们生活在那栋大房子里，基本上与世隔绝。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岛上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没人能肯定。”
“都有哪些说法呢?”
“都不过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孩子们和通常意义上的孤儿不太一样。像巴纳多孤儿院，那里的孤儿都是从各个地方捡的，或者是别人送去的。那里的孩子也会上街，但他们出来是为了乞讨，他们还会和人聊天说话呢。而这一群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说的英语都不标准，有些人甚至不说英语。”
“因为他们并非真的孤儿，”我说，“他们是从别的国家逃难而来的，有的来自波兰，有的来自匈牙利，有的来自捷克……”
“是吗?”奥基冲我竖起眉毛，“有意思，我可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他有点愠怒，他可能认为，这是他的地盘，我怎么可能知道得比他还多呢?
他把椅子晃得更快，声音也越来越大。难道当年爷爷和孤儿们在岛上常年受到这样的待遇吗?也难怪他们会选择与世隔绝、远离凡尘的生活了。
这时，马丁打破了尴尬。“叔叔，那次爆炸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哦!别着急。是啊，那些该死的德国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接着，他绕了一个大圈，从凯恩霍尔姆岛在德军空袭威胁之下的恐慌景象说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个不停，恐慌的人们四处寻找庇护场所;夜幕降临，志愿者挨家挨户地检查，看灯是不是关了，街灯是不是灭了，以防止岛上的目标暴露在德军飞行员的视线之内。德国人认为，威尔士内陆的港口和工厂才是重要的袭击目标，他们从没想过会受到地面反击，也没把凯恩霍尔姆岛的高射炮发射台当回事。最终，凯恩霍尔姆岛还是没能逃过劫难。一天晚上，德国人的炸弹从天而降。
“炸弹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奥基说，“就像巨人正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向我们靠近。爆炸声持续了很久。但是感谢上帝，镇上没有人死亡。在这里，不得不说说那些可爱的抢手们，他们给了敌人强有力的还击。只是可怜了孤儿院里的那些孩子们，一颗炸弹就要了他们的性命。他们是因不列颠而死，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上帝都会保佑他们。”
“你还记得空袭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在战争早期还是晚一点?”我问。
“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他说，“那一天是1940年9月3日。”
我觉得天旋地转，似乎屋子里的空气都被抽干了，令人窒息。我再次想起了爷爷苍白的脸，他艰难地翕动着嘴唇，说出的正是这个日期：194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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