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现在被黄色警戒带围了一圈，就停在凡尼斯大街的最后一个停车位上。大街的尽头靠近梅森堡会展中心的后门，紧邻着水上乐园;远处，市政码头伸到海湾里面;头顶上，桉树和柏树的树枝伸向漆黑的天空，在路灯的照耀下显示出轮廓。
居尔和莎拉把车靠边，泊在一辆单独停放、黑白相间的警车旁边，两个巡警打着手电筒从车子里面走出来。双方经过简短的介绍、互相看过了身份证之后，拉索朝着车子点点头。
“谁报告的?”她问。
两个巡警互相看了一眼，试图决定由谁来回答。
“谁啊?到底是谁啊?”居尔在一旁催促着，用他最擅长模仿的弗瑞斯。巴勒老师的口吻说。
个子高的黑人托马斯说：“说起来有点兜圈子的感觉。这辆出租车昨天和今天在同一地点领到了三张违章停车的传票，最终交管的伙计注意到这是同一辆出租车。他没有给车轮上锁，然后叫来拖车拖走了事，而是打电话给黄色出租车公司，结果这家公司也在寻找这辆车子，因为这辆车已经有两晚没有回公司报到了。”
“我们给公司打过电话了，是吗?”居尔问。
“我在这儿，”他说，“现在什么时间?”
“11点30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
“你真好。”
“是啊!”她说，“喝咖啡吗?”
亨特眨了几下眼，坐起来，“我够得着。”
塔玛拉站在他身后，“我知道你够得着，我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说过你真好吗?”
“说过，”她伸出手，又摸了摸亨特的脸，“我去端杯咖啡来。”
“我马上就喝，”他朝门点点头，“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两样，糟糕得很。”
“我该让大家都回家。”
“可能是该这样，”她在门口停住，“要我开灯吗?”
“回来时开灯怎么样?”
她噘起嘴，“我尽力记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亨特坐在沙发上，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突然，他抬起头，似乎试图辨别着若有若无的声音，然后他直起身，走到桌子边上，伸手拿起文件夹。几秒钟之后，他来到办公室门口，塔玛拉端着咖啡正好走过来。
“咱俩不分胜负。”她说，把咖啡递给他。
“谢谢。”他接过杯子，啜了一口，没有放慢脚步。
“我是白痴，”他说，“不是我的父亲，是斯宾塞。”
受到梦的提示，那天上午他满脑子考虑的都是父亲的信息。他相信——也许自己不够理智——如果自己从1970年父亲在富尔顿大街的地址着手，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在律商联讯数据库中查到现在的信息。在这一点证明又走不通时，他感觉自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
可事实上，刚才打瞌睡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想确定一个人现在的位置，他需要的不是父亲的地址，而是另一个他知道的1970年的地址——艾薇的地址，这是贝蒂娜星期一早晨从儿童权益保护协会文件中重新找出来的。这个地址事实上有可能带着他一路前行，及时地抵达伊万可能已经发现的、导致他致命厄运的东西，那就是艾薇丈夫的身份。
在律商联讯数据库的终端，他把文件夹在大腿上打开，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
塔玛拉跟过来，在他身边晃悠着，“你在找什么?”
“我就要找到了，”他指着文件夹，“这是艾薇1970年居住的地址，现在在目前的户主手中。看见这个了?现在，相关的人是……”他按了另外一个键，屏幕向下滚动着，还在向下滚动着，回到几十年前的情况。阿奎罗大街那栋独立式房子——就在凯文和玛吉住过的富尔顿大街的拐角处-2003年被卖掉了，房主几经易手-1998年、1991年、1982年、1976年。最后，亨特寻找到的房主是在1968年购买了此房。
塔玛拉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亨特按了最后一个键，身子坐了回去，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
“莱昂内尔·斯宾塞，”他说，转身看着塔玛拉，“找到他了。”
就算穿着厚厚的皮革大衣，戴着手套，莎拉·拉索依然在呼啸而过的强风中战栗发抖。站在人行道上，她按响了出现在面前的宅邸门铃，宅邸就建在岩墙的后面，安装着厚重的铁门。她和居尔站在位于拉金街的俄罗斯山顶峰。在附近的交叉路口，缆车线似乎笔直地贴着地表铺设下去。
“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在这儿买一栋房子，就算比这家伙少很多钱，”她说，“我也会住在其他地方。”
“真到那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拉索朝左边瞟了一眼，下面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全景图，对此两人早已熟稔于心。两艘集装箱船和上游的50只帆船踏着下面的白浪前行着，恶魔岛、马林县海岸线、天使岛、里士满大桥，都出现在古铜色的水面上，呈现出不同风味、赏心悦目的景色来。更近一点，北湾地区的教堂和码头后面像雕塑一般矗立的街区井然有序，沐浴在下午晚些时候的璀璨光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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